冯友兰的三教关系论

三教关系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冯友兰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运用现代哲学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儒释道三教各自的发展历程,指出宋明道学的形成是三教融合的结果,即三教合流,从而实现了对儒释道三教关系发展历程及特征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奠定了后世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从“省之又省”到圆融三教——党争及贬谪与苏辙的思想蜕变

出于明哲保身的需要,苏辙元丰时期以老子之道作为处世哲学,兼容儒释,初步呈现出三教合流的倾向。绍圣以后,苏辙贬谪日重,心意衰颓,其思想更由儒道趋向佛禅,儒释道在苏辙那里更加呈现出圆融为一的态势。从"省之又省"到圆融三教,苏辙的思想变化代表了北宋中后期被贬士人群体由有所作为到不断沉沦的衰变历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及其影响——以山东地域与山东籍学者为中心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及其影响具有代表性,以山东地域与山东籍学者为中心考察,可以发现山东地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过程和文化格局与全国大体一致。从汉末到西晋,山东地域在思想文化方面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学;道教已经起步,正在发展壮大之中;佛教则因传入较晚,尚未成气候,在山东影响不大。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改变,儒学式微,失去一家独尊的地位;佛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势头正盛;道教也有所发展,但总体上比佛教略逊一筹。因此,这一时期的山东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而山东籍学者"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教会通"的历史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以山东地域为代表形象地展示于区域宗教之中。     

朝鲜许筠"梦"记研究

许筠为朝鲜朝中期著名文人。学者,著述甚丰。在其散文作品中,“梦”记尤有特色。他采用了唐人传奇的写作手法,“梦”既成为现实生活的投影,又成为失意人生的补偿,并深刻反映了他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意识。通过对这类作品的研究,不但能更清楚地把握许筠其人,而且能对那一时代的朝鲜社会思想有一更客观的了解。     

林兆恩与明末三教合一论比较

明末文人论三教合一大潮中,林兆恩与王学左派的主张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林兆恩认识到了当时儒释道三教的弊端,提出了三教心性相同、归儒宗孔的三教合一思想,王学左派则主张超越三教,以心性统摄三教。     

论三教融合与变文的世俗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它与本土的儒道两教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与碰撞,而碰撞的结果是三教合流,三教合流对唐五代变文讲唱的世俗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北地三才”之温子升佛教思想初探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在其作品中以及在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佛教思想呈露,而北朝社会崇佛风气的盛行、温子升家族文化的浸染以及广义上的南北佛学文化交流（文集中有体现）等方面则是温子升佛教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温子升并非只把佛教看作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式信仰,而是有意尝试将佛教教义与儒学思想进行会通,这对中古时期三教思想的合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宋元明清时期秦州地区的灵湫信仰

宋元明清时期秦州地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生产条件落后,民众基本靠天吃饭,庄稼的丰歉与雨水的多寡有着直接关系。在旱灾频繁发生、官方推动以及灵验故事的传播等因素影响下,当时秦州地区的灵湫信仰盛行并成为最具特色的水神信仰,灵湫信仰呈现出功利性强、信众广泛、蕴含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等特点。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士大夫文化精神的指归——《西游记》“三教合一”新论

本文认为 ,《西游记》批评了儒释道三教中虚妄、怪诞、迷信的成分 ,对三教中契合士大夫生活情趣和人生哲学的成分则大加推崇。因此 ,《西游记》的“三教合一”观反映了中国士大夫文化精神。     

北宋文人与茅山宗

茅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道教文化内涵吸引了许多北宋文人士大夫前来学道、隐居、观光。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茅山道士与北宋文人频繁交往,促进了当时茅山道教的繁荣。茅山宗主修内丹、养生治心的教理恰好符合文人的生活需求,茅山宗成为对北宋文人最有影响力的道教派别。茅山宗经典《真诰》与《黄庭经》对北宋文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简论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用性。不但较好解决了明代的宗教问题,而且也为后来社会解决宗教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文体源流三题

<论语>所记是孔子的轶事,开志人小说体例的先河,艺术技巧达到了相当水平,是志人小说的源头.<史记>中的<日者列传>,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视为小品文,并非一般的人物传记,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与之十分相似.应亨是晋人,不是东汉人,他的<赠四王冠诗>不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     

《盘古开天地》型神话流传史略

从三国东吴徐整所记盘古神话起,探索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学者所记,及全国南方、北方、东方、西南、中原以及台湾流传的盘古神话,批判了盘古即盘瓠论,盘古源于烛阴论,中国盘古源于印度论,批评了盘古发源于河南论,论述了徐整所记盘古,北传,传于中国各地,中国各地有了新创造,形成多姿多彩的盘古神话,值得中国人自豪。     

修身之道与治国之道的统一——古代行政管理经验的总结之作:《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

儒家学说以为,如何造就完美人格,对于社会的领袖人物与精英人物至关重要。《大学》一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但这至多只是提供了一种道德原则和实用知识的理论"间架"(朱熹语),如何"填补"和充实这一理论"间架",则是留给后世儒者的任务。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两部书集古代政府行政管理经验之大成,被当时及后世称为"帝王之学",是帝王以及各级官员的必读书。     

清“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对清朝情报的搜集

朝鲜在清朝"三藩之乱"期间对清朝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搜集工作,其主要的搜集渠道有三条,即:"燕行使"的情报搜集、义州方面的情报搜集以及自日本对马藩获取清朝情报等。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朝鲜所获取的部分情报有"失真"的现象,但这些情报依然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因为它们是朝鲜此时制定对清政策的重要依据。     

明代《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简论

明代学者对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进行研习,撰写了不少著述,有对三国史中"魏蜀"正统之争进行论辨,对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评速和考证,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一些分析结论.与明代当时的理学、心学相适应,强调义理名教思想;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如胡应辟、朱明镐、周婴等对<三国志>与裴注进行考证.大多注重证据,通过归纳解决问题,这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学术潮流.     

宋代三峡地方武力初探

宋代三峡因其显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朝廷军事布防的重要区域。三峡拥有全国最为详备的地方武力,不仅兵种齐全、兵量众多,且具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南宋后期西部抵御蒙古入侵的主力军。三峡宋军虽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但它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联防体系,密切了三峡地域军事合作,有力保障了宋代长江上游的军事安全。     

论魏晋之际“三不朽”的价值困境

"三不朽"作为儒文化的主流价值,经历了由隐而显的发展历程。羊祜身处汉晋之际,既秉承儒家传统,追求"三不朽"的价值理想,同时又因玄风的感染而探寻生命的终极意义,形成矛盾复杂的心态,折射出儒家"三不朽"的时代困境。正是这种矛盾及困境,赋予了羊祜岘山感伤及堕泪碑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     

大同北魏平城旅游开发研究

本文以历史文化为出发点,从北魏平城时期的遗迹———云冈石窟、北魏明堂、北魏永固陵等入手,研究大同北魏平城旅游开发。提出了以云冈石窟为主体构建北魏平城文化旅游体系;开发永固陵景区、设立北魏文化博物馆,丰富北魏平城文化旅游体系;完善北魏明堂遗址公园的配套设施,提高北魏平城文化旅游的品位;组合资源以突显北魏平城文化旅游的整体格局等一系列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