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改制与北宋太常寺建制的变迁

北宋前期,中央机构繁复,因旧有寺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故在寺监外,增设新机构,太常寺与太常礼院、礼仪院并立,其重要职能被太常礼院和礼仪院所分,在北宋前期,仅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等职事。太常卿成为阶官的一种,没有特殊任命,不能到太常寺任职,太常寺的实际最高长官为判太常寺。元丰改制后,太常礼院职事罢废,太常寺开始专其职,太常寺职权由此得到恢复和扩大。北宋后期,太常寺统掌礼乐之事,凡大朝会、祭祀所用雅乐及器服,郊祀、宗庙、社稷、陵寝、牺牲、籍田、祠祀等,均得统管,其下辖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而言,北宋太常寺建制,以元丰改制为界,前后存在较大变化。     

从符号学观点看孔子“正名”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名"是一种表达概念和观念、用以指称事物的语词符号,孔子"正名"的本义是规范名称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确定关系.因此,从现代语言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孔子首倡"正名",不仅是对先秦"名实散乱"的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而且对中国古代名学的建立具有奠基开创之功.     

“正名”的“正名”——孔子“正名”说真义考辨

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释"正名"实际上是将"正名"("纠正名义")错解为"以名正实","辨其受命之名"应该是对"正名"最为合理的解释。孔子的"正名"主张是针对卫国特定政治格局而提出的,意在强调卫君(辄)并未受灵公之命,"正名"语境中的孔子首先是以一个政论家的形象出现的,"正名"的逻辑学意义似乎应属后人的添加。孔子的"正名"能否成为一种"主义",进而成为"中国名学的始祖",这都是令人怀疑的。     

从“正名”到“名教”：中国史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演进

《春秋》之“义”首在“正名”,其宗旨主要是确立是非真伪善恶的标准,后世以此为基础,将其发展为“名教”,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礼法原则。在史学批评上,“名教”先由袁宏提倡,中经刘知几,后至章学诚而得以完善。袁宏主张历史撰述应贯彻“名教’原则;刘知几在肯定“名教”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指出“名教”是史书载录、评判人物应该恪守的标准,史书的编纂、解读应无伤于“名教”,应“激扬名教”;章学诚则将“名李吏”作为评判史书和编撰地方志的标准。     

论《荀子·正名》对孔子“正名”说的继承与改造

孔子“正名”主要是指出语言运用不当造成的事实混乱,其含义相当粗略与模糊.《荀子·正名》看到了名实混乱的危害,提出了制名的方法和原则.相比孔子之法先王、复周礼,《荀子》是法后王、制新礼,已经开始寻找与当前政治上的强者合作来结束名实混乱的现状.同时《正名》关于道法、名礼的论述,上接黄老下启法术,具有关键性的承接意义.     

唐代乡里制下里正的发展与变化

唐代乡里制下的里正掌握着诸如户籍管理、赋役征收、治安管理等重要乡村基层行政权力,其权力出自国家.里正通过上值制度到州县相关部门当差,其任用、考核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有唐一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变,里正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唐后期随着土地买卖的盛行,租庸调制也难以实行,里正难以完成固有职责而受到鞭笞,地位不断下降,同时里正从领取薪俸的乡官慢慢转向强制性徭役的职役,权限减小,权力和待遇都进一步降低,充当里正者渐渐变成了不学无术之人,受到人们的唾弃.     

从“大共同体”本位看秦制的遗害

秦王朝所开创的“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专制集权模式 ,从表面上看对个性公民的成长具有积极意义。但实质上 ,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 ,而相反地是由大共同体的膨胀所致。而大共同体的膨胀既然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 ,就更无公民个人权利生长的余地了。这就使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在权大于法、毫无民主可言的背景下运行 ,其遗害无疑是严重而深远的     

“三全育人”理念下新时代大学书院制建设研究

本论文在深入分析我国大学书院制的发展动因与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论证了大学书院制与“三全育人”理念之间具有相互契合、互为助力的科学联系。针对大学书院制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结合“三全育人”理念的内涵,以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海南大学的建设经验为例,提出了新时代大学书院制建设的三大实践路径,即通过党建引领“大思政”实现全员育人,通过重塑体系破壁垒实现全过程育人以及通过集成“一站式”资源实现全方位育人。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

所谓宋代“经学变古”,即宋学变汉学之“古”。经学变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学观念的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经学怀疑思潮的兴起。通过经学变古,宋儒建立起一套与汉唐传注之学不同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     

正名的困境及其超越:论《黄金时代》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揭示了一个特殊时代的"人"的困境,但困境背后深隐着文化、政治、道德、性别关系等诸多问题,问题聚焦于陈清扬和王二这对男女的"性事",对此的命名、评判和惩罚使"性"成为诸般观念和力量博弈的战场。作者以"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描述了处于劣势的当事人如何以理性清明的坚定信念和狂欢化的游戏策略,逆转了无端受虐的人生颓势,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的自我救赎,因之,《黄金时代》在"文学是人学"的层面展现了王小波的雄心和抱负,也在此高度呈现了这部经典的价值。     

改革开放时期党的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历史与现实

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的党建活动。改革开放时期,党的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主线突出,特点明显,成效显著。但由于活动所置身的背景要素的不断变动以各种各样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和以往的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相似存在着问题。今后活动的开展要从强化理论研究与创新入手、加大实践和实践探索力度、完善各种体制机制、抓好落实,使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开展更有成效。     

“社会精英的报刊”——从传播学论戊戌维新报刊

本文借助现代传播学理论,梳理了戊戌时期维新派创办的报刊,对其传播的信息流作了考察,认为它们突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西方最新科技信息的流布,对启发民智、开通风气、形成共识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奠定的报章文体在近代报刊史上有重要意义.     

宋代酒楼建筑与市民文化生活——以东京樊楼为中心的阐述

宋代酒楼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一个特殊的类型。宋代酒楼汇集了饮食、娱乐、传闻、交际诸方面的市民文化生活的元素,形成了以樊楼为代表的宋代酒楼建筑的“樊楼系统”。樊楼在城市生活中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生活模式,并由此派生出系列的宋代市民文化生活。这些市民文化生活与酒楼建筑相映,构成了宋代城市文化生活极其生动的社会风俗画卷。     

从西周时代的社会变革看制度创新思想的历史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进步、观念的更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取得突破性进步的重要原因。总结历史,通过对周初统治者在战胜强大的商王朝之后,成功确立宗法分封、井田、礼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制度,为周王朝巩固统治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给人们认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以新的启迪。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订补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所作曾氏小传,存在人物生卒年错误、世系、人物重出等问题。据相关史料予以订补。     

明代的"字学"与"字说"

(一)明代学者的字学不可一概否定.(二)明代字学对于与礼制有关的某些文字的解说,明人对于避讳的讲究,可以入礼.(三)<明集礼>的"字学"实与礼制没有直接关系.(四)明代盛行的"字说"源于冠礼,可以入礼.(五)明人"字说"及其延续乃是传统训诂学的特殊分支.     

“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

汉晋以来,川南这一多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秦汉的开拓,晋代的“獠人入蜀”,以及晋唐间的“獠乱”,唐宋“乌蛮”的北上,都表现出了这一地区历史演变和民族关系的复杂与多样性,甚至成为汉文化考古上的“空白”。以宋代而言,北宋朝与“泸夷”之间发生多次冲突,戎泸地区乌蛮北上,一度抵达长江南岸。夷汉之间的交流明显增多,民族融合加剧,泸南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