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卦》的发生

本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论证了《说卦》是以八卦取象说对六十四卦进行解释的,并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辩驳。本文认为,八卦取象开始了卦画的自源性解释;《说卦》成书经历了四个阶段：八卦的随机取象、八卦取象的系统化阶段、八卦取象的宇宙论扩张、孔子为《说卦》加冕;八卦取象是《易传》各篇的“祖源”。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生命生存的立象昭德——《周易》"乾"、"坤"两卦的经传管窥

《周易》"乾"、"坤"两卦是阴阳对待的易理思想的集中展示,不论经文与传文都包含有丰富的人生哲理,突出体现为人在天覆地载之中,看龙飞马跃而立象昭德,取法于天健地顺的体性,自觉地培育"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宏大势能,达到刚柔统一、德能一体、如天地之美的完善品格的建立,并避免阴阳失衡可能导致的凶险之变。     

王夫之对礼的本质的阐释

王夫之把理学融入对《礼记》的阐释中,把理作为礼的根据,认为理是一切流行变化之体,礼是理的具体化、仪文化;礼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仪节,更是天理人情、中和化育之德的显现。在对制礼原理的阐释中．王夫之认为人是天的最高造就品。天理和人情同源异用,始终把根据天理来制定礼乐,用礼乐来调节人情以达致天理作为根本着眼点。在对待古礼上,王夫之吸收了朱熹的观点,主张在固守大经大法的前提下允许枝节处损益趋时;对古礼不轻易改变,也不拘泥死守。王夫之的阐释使礼具有了更浓烈的人文色彩。     

王夫之对《坤》卦的阐发

王夫之对《坤》卦的阐发主要表现在:表彰坤主动经受磨难,增益其所不能,灵魂上净化自己,境界上提升自己,破除一切系缚粘滞的精神。明确了阴之慝乃阳放任、纵容的结果,且恶乃积累而成,渐至其大。故阳须加强监管之责,不给阴以坐大的机会。坤虽阴柔,亦有大美。其美在含弘光大,内敛致深,而又笃实平易。故体此精神而兴礼乐教化以充实、坚韧自己。王夫之这三点发挥,是他纠正明代文化弊病,为华夏未来文化树立刚健正大昂扬笃实的基调这一文化意识的体现。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论《周易》蒙卦的启蒙教育思想

《周易》蒙卦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启蒙教育思想,其中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启蒙教育应及时抓住果行育德的教育时机;启蒙教育的目的在于“蒙以养正”;启蒙者应注意刚中不过的立教原则;在启蒙教育中应注意举一隅三的教育方法。     

论王夫之解《庄子》方法

王夫之认为《庄子》内七篇是庄子亲作,在他的庄学专著《庄子解》中,始终以内七篇的思想为研究视域和判断基准,注重保存庄子思想的整体性与独特性.在解《庄子》方法上,他善于总结庄子说理过程中的方法、规律,并化为己用,运用了连属其意自说自扫和格外相求三种阐释原则具体展开论说,认为解《庄子》者应注意到《庄子》各篇内质精神之贯通,提出庄老有别,庄子甚至可以自成一派,在一定程度上统摄百家.     

王夫之的《易》学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结合西方哲学及自然科学，阐明了王夫之《易》学的渊源，指出其积极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并提出船山思想存在宏扬机体哲学万物相依性的部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谦”卦之小象,也即《谦》之九三爻辞之位,能恰当地说明《谦》缘何具有“自卑尊人”的道德理性;从“谦”卦之大象中的“寡益多裒”的得理平施之道,可体悟出《谦》之道德意蕴的深层基础。有如此伦理意蕴的“谦”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王夫之“乾坤并建”的诠释面向——以《周易外传》为中心

乾坤并建是王夫之解易的重要体例,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易学上的鲜明体现。在《周易外传》中,对乾坤并建的诠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对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进行批判,以突出天地的本体地位和对万物的统领作用;其二,对乾坤所代表的知与能、易与简、纯与杂进行阐发,彰显乾与坤在万物的存在与运动中的不同作用:乾给万物以存在及其性质,坤给万物以存在之展开与性质发生功效的能量。乾为健,坤为顺;乾始物,坤成物;万物为杂,乾坤为纯,万物在健与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与运行。其三,太极有易以有于易,代表天地总体的太极就体现在万物之中,太极与万物是体与用的关系,以此拒斥道家的宇宙生成论。     

王夫之情景说阐释

王夫之的情景说,是对古典诗歌美学的重大发展,不仅可以帮助理解情与景、情景相生、情景交融、情景合一诸命题的美学涵意,而且可以认识中国古代美学和古代艺术的审美特征.     

论王夫之法律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就从多方面突破了专制主义特权人治传统的局限,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性因素。他批判了孔子专门针对民众而言的“宽猛相济”的主张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人治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严以治吏”的观点和“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他反对程颐、朱熹、张载等人以“道德”的名义恢复上古肉刑的主张,力主废除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罪犯的专制酷刑,反对把道学家的个人意气和民众的非理性的仇恨情绪置于法律之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甚至还主张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上“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并主张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和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着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动向。     

王夫之的流俗论和人间论

王夫之思想的关键之一是严厉拒绝“流俗”,因为他断定“庶民禽兽也,流俗禽兽也。”王夫之判定流俗的象征是禽兽,这里的禽兽主要强调不是人这一点。他讲解了“明伦”、“察物”、“居仁”、“由义”这四点是禽兽所欠缺的。也可以说,具备了这四点就完全满足了作为人类的条件,他斥责当时追求个人私利,蓄藏钱财和谷物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并把它作为流俗的最为严重的恶果。王夫之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批判。     

相天：王夫之思想体系的终极关怀

在反清复明无望的情形下,王夫之转入了重建儒家文化,这就是他的“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抱负。其重建儒家文化的目的在于剔除儒家中佛教等其他学派的负面因素,提供一个帮助人们建立健康道德和宇宙和谐的新伦理体系。他以张载的“太和”为最高目标,以庄子的“相天”为其方法,展开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他分别从“自然之天”和“仁心之天”的角度提出相天的必要和方法。前者在于利用人的智慧创造发明,补充天之不足;后者在于以礼义节制人的行为,扩充仁爱和和谐。他相信只要人们能够坚持履行儒家的礼义,气质可以改变,而神气可以得到保持。即使形体消散,自己对宇宙所贡献的那一团和气(神)仍然会造福后代。这样,才完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王夫之《尚书》诠释中的实心实学——以《尧典》为中心

王夫之吸取了《中庸》诚明相生的思想,以实心生实学为《尚书》诠释的基本观点。实心即与天道为一的诚的境界,实学即符合价值理想的具体事为。王夫之力戒不取资于诚的润沃而仅恃聪明才辨的"浮明",并批评四种弊病:一是道家的自然主义,主张人不可干预自然事物;二是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一决于法而放弃人文、道德之教化;三是过分的自我主义,见心不见理,夸大、滥用人的能动力量;四是过分的封闭主义,有见于人文的弊害而欲以绝去人为规避之。王夫之对明朝史事的评说,对佛老的批评,他的中国文化重建的理想,皆立基于这一原则之上。     

析钱钟书对船山诗论的几点评论

钱钟书评船山诗论,肯定船山识趣甚高,与船山一样执著于对诗歌清新自然语言的追求,但在不少问题上又对船山所论持讥刺态度,如关于陶诗的评价、解诗的精神等,其中误会较多,钱钟书并未全面透彻地领会船山论诗精神.     

王夫之衍《老》的旨趣及主要方面

王夫之衍《老》,一是为了拨正历来解《老》中的错误,还《老子》以本来面目;同时批评历史上因不善用《老子》而导致的祸乱。二是为了曝显《老子》之失,将它引导到儒家的正确方向上来。三是为了指出《老子》的优长之处,以与儒家大正中和之道会通。他的诠释和发挥着重于三个方面:以道为中心的本体论,以气为中心的宇宙论,以守一主静为中心的修身治国论。通过对《老子》之旨的重新揭示,王夫之表达了他既批评佛老又吸取其合理思想充实儒家的诠释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