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论的命运

1981年1月,我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屠害忠良,终身阴贼》一文,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王若水同志在给《红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异议,同年五月我作了答复,其中写道: 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今年第六期登有王若水同志写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读后感到王若水同志对于学术问题采取商量态度,把他所怀疑的问题都摆出来,并认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我欢迎他的这种坦率态度,赞成他倡议把这个问题继续讨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汪晖教授简介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早年研究鲁迅,九十年代初期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为当代中国的人文研究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平台。1996至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在他的主持下,《读书》发表一系列引领当代中国思想讨论的文章。1997年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引发了中国思想领域的大争论,并由此被视为"新     

也谈数量经济学——答张守一同志

张守一同志在《晋阳学刊》1982年第二期发表的《关于数量经济学的三个问题》一文,就数量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同我进行商榷。现在,就他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张守一同志和其他同志。第一、张守一引用我在《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一书巾关于数量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时,舍掉了在数员经济学前所加的“我国的”三个字,而后说我的表述“只限于社会主义经济”,“过于狭窄”,并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编制中国模型的事实     

《水浒》没有反皇思想吗?——答欧阳健同志

在《学术研究辑刊》(现改为《中州学刊》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拙文《略论〈水浒〉的反皇思想》(以下简称《略论》)。很想得到研究《水浒》的同志们的帮助。 去年《中州学刊》第三期发表了欧阳健同志与金实秋、牛玉生和我商榷的文章:《谈〈水浒〉反不反皇帝的问题》。与我的观点很不一致。现想就《水浒》的反皇思想问题重申自己的看法,想再次争得欧阳健和其他同志们的批评与帮助。 欧阳健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欧阳文)不同意金、牛二同志关于《水浒》反皇帝的论述,更不同意我的《水浒》有反皇思想的看法,并且认为《水浒》若有反皇思想,“那就意味着对于皇权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的根本否定了。”但我在《略论》中的提法是这样的:“反皇思想还仅限于是对皇帝的蔑视、揭露、批判和挑战”,并在文章最后重申:“《水浒》所表现的反皇思想仅是在思想上对皇帝的批判与否定,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行动上对皇帝的取缔。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决不能用今人的政治观点来苛求古人。”显然欧阳健同志的商榷意见是忽视了《略论》的提法的。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阶级斗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武器——略评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刘节先生在今年《学术研究》第三期发表的文章《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提出了一些有关历史研究的根本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刘节先生提出的一些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确实成为问题”的。刘节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受到了一些报刊的批评,我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刘节力图说明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     

七对概念辨析

1992年8月28日至29日,由北京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北京市哲学学会与《人文杂志》编辑部发起,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了主体性问题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光明日报》社、《哲学动态》编辑部、北京市哲学学会、《人文杂志》编辑部、《高校理论战线》编辑部等单位的学者及部分哲学专业博士生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主体性、主体性原则问题展开了讨论。持有不同见解的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使主体性、主体性原则的讨论深入了一步。现将这次研讨会上的主要论文、发言及讨论综述集中发表出来,欢迎读者就此进一步展开争鸣。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与金景芳先生商榷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是:“井田只是公家的俸田,这是土地国有制的骨干”。“井田制是有两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奴隶制时代》第29、31页)。去年《历史研究》第二、三期发表了金景芳先生《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商榷》的文章,不同意郭老关于井田制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马尔克”公社;井田制的形式就是孟子的“八家共井”。我并不完全同意郭老的井田说,但尤觉得金先生的     

再论社会分工的起因——与刘佑成同志商榷文章的商榷

《人文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发表刘佑成同志《论分工的起因》一文,对我在《经济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的文章提出商榷,我认为有澄清问题、作出答复的必要。 一、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包含可取成份。 我的观点是明确的,“对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不能一概否定”。这个论断包括二层意思,一是说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总的来说是错误的;二是说这一观点包含着可取的成份,不能一概否定。没有想     

《学灯》编发郭老诗稿的是谁?

郭沫若的第一首新诗,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郭老诗兴勃发,成为一代诗人。郭老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郭绍虞同志在《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文中说;“但我不敢掠人家之美,因为我没有在上海《时事新报》当过《学灯》编辑”。这是郭绍虞第四次表示否认自己是《学灯》编辑了。茅盾同志一九一九年也在《时事新报》做过编辑,据他回答笔者说,当时郭绍虞不在《学灯》编辑部,而是在北     

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曾在1951年《新建设》和1959年《文艺报》上讨论过两次。可惜都没有展开深入下去。最近,在《外围文学研究》杂志上又有文章论述这一问题。为了参加讨论,特把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发表出来,希望能引起争鸣,从中得到提高。     

马克思主义的《红楼梦》研究究竟始于何时?——当代红学史的一个小问题

刘梦溪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红学五题》中的第五节《马克思主义与红学》,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通常有一种说法,从一九五四年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在一九五四年之前,《红楼梦》研究的主导的观点和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国内两本“红学史”专著,一本是郭豫适的《红     

北京史学理论座谈会简述

《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同《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于1986年十月十日在北京联合召开有关史学理论座谈会,来自京、津、川、皖等省市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我国史学界当前所普遍关心的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现简述如下。     

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正> 一九七九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我的两本小书:《五四运动论文集》和《五四运动在北京》。此后不久,《文史哲》编辑部就要我写一篇给青年人谈治学经验的文章,而且命题为:《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不过,我迟迟未敢动笔,因为感到自己才疏学浅,人微言轻,对青年不会有什么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五四运动史》一书尚未写完,谈经验未免为时过早。我在上面两本小书的《后记》中都表明了这样的愿望:“将来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愿意在科学的道路上重新起步。”意思是说,希望在那两本小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完成一本可读的书。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五四运动史》就是近几年来在那两本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书成之后,总要有一篇序言或后记之类的文字,向读者交待写书的经过。因此,我写下了《我是     

天人合一评议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一期,对于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了一定的分析,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93年,季羡林同志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天人合一新解》,引述了钱穆先生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赞扬天人合一,于是引起广泛的讨论。许多学人写了关于天人合一的文章,赞扬天人合一者有之,批评天人合一者有之,其中确有许多佳作。这些文章,我未能完全见到。近来我又考虑天人合一的问题,又有一些感想,写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李秀成伪降新证”不足为证——兼论罗尔纲先生的“伪降说”

关于确认李秀成《书供》原稿(以下简称《原稿》)是他本人的真迹这一点,我和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李秀成是真降还是伪降的问题,我们在看法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证明李秀成是伪降,罗先生曾经写过不少的文章。1981年3月2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一件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的文章,来证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口碑毫无史料价值,它不能作为李秀成的伪降的“新证”,更谈不上是什么“铁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中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97-1999)引述《阴山学刊》所载文章

由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97- 1999)由武汉出版社 2 0 0 1年 10月出版。该《年鉴》于开篇《宋诗研究的展望》征引程杰、莫砺锋载于《阴山学刊》2 0 0 0年第 2期的文章 :《新时期中国大陆宋诗研究述评》 ;在“研究综述”中引用台湾学者张高评发表于《阴山学刊》1997年第 3期的文章 :《新变代雄与宋诗之文学史地位》 ;于“论文摘要”中摘引了杨海明发表于《阴山学刊》1997年第 4期的文章 :《柳永 :世俗词人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况味》 ;于“论著索引”…     

走现代化、科学化之路

《殷都学刊》开辟“文章学探讨”专栏,发表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为建设现代文章学鸣锣开道。对此,我很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