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诗学的实践性

中国文化诗学的精髓是追求一种整体性研究,它是一种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而双向建构是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其重点有三:一是内外结合的双向建构,二是异质文化的双向建构,三是文本在古今对话中的双向建构.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马克思主义诗学的文化视野

文化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诗学的发展中,文化视野和意识形态分析互相交错,使马克思主义诗学成为一种文化战略诗学。在肯定文艺研究的独特性基础上,坚持文艺研究的文化视野对于沟通我们的传统诗学与马克思主义诗学以及西方当代诗学潮流,使诗学理论切合文学当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诗学理论批评

中国学者提出文化诗学将近二十年,文化诗学的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缺少＂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与审美理想。文化诗学的理论分歧,主要是新学科与方法论之争。如果文化诗学具备了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召唤和权威的论定等方面因素,成为一门学科是早晚的事情,但也不能忽视成为一门学科的弊端。     

格林布拉特与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催生了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翻译和介绍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步入了本土化阶段.目前的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了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者倡导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一类是以刘庆璋为代表的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文艺学学者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承继性研究.这两种文化诗学理论都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其理论研究给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带来新的方法和思考,开启了新的探索与发展.     

文化诗学的哲学基础

本文认为以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为文化诗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落脚点,因为无论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还是国内的文化诗学,其共同的、最终的追求都是人类意识的成长与人性的发展和完善,而这一点正是文化哲学所集中关注和探讨的问题。本文从文化诗学的哲学精神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两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阐述。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对“比较诗学”的误读

比较诗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学术内部还是学术外部普遍存在着对这一学科概念的误读。目前,对比较诗学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文类学或文体学层面的误读,其次是诗学的比较,及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误读产生的关键点在于对"诗学"、"比较"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定位不准确,尤其是对"诗学"概念的误读。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下,为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比较诗学的误读加以澄清。     

中国派文化诗学的特征及其学科意义

中国派文化诗学是由童庆炳、刘庆璋等学者倡导的文本——文化批评理论。这是一种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跨学科跨文化综合性研究方法,沉淀了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将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有机结合,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批判的文艺学新论,从解析作品的语言出发,揭示作品蕴涵的思想文化意义,张扬新理性精神。中国派文化诗学由于具有审美性、文化性、现实性三大品格而给予当下文艺学学科重建以诸多启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诗学的抵抗：文艺学视阈中的文化研究

从两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关系看,文艺学的内部、外部研究也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文化诗学应该包括诗学维度、文化维度、主体性维度,在三者构建的"循环阐释中"构建开放、对话的文艺学学科新格局。     

中国古典小说“崇奇”审美趣味的文化意蕴——以文化诗学为视角

从文化诗学的视角探究中国古典小说"崇奇"审美情趣的文化意蕴,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在两个方面实施自身的文化突围,一是在创作技法上"以奇抗正",二是在审美功能上以"娱乐消遣"对抗"言志载道"。     

文艺学反思与文化诗学走向

文化诗学乃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文艺学的全新整合 ,其实质是从方法论上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空间 ,从价值论倾向上指向人文精神关注 ,从意识形态角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情怀 ,文化诗学的目的在于提倡一种逼近历史现实的具有生成性、互文性、多元化的文艺学。     

文化诗学批判与批评生长

用现实、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文化诗学和整个批评环境,可以初步理清它在方法论意义、传播、预设方面的迷误,发现当前批评及文化诗学的异化、浅生状态、异质资源与创作隔膜等诸种弊端,最终形成文化诗学与批评生长的互动关系.     

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

"华人文化诗学"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即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与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问题考辨

历史记忆问题主要缘起于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终结话语,实质上是作为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形态尚未成型的历史知识型.通常认为,新历史主义思潮在史学层面解构历史意义的再现形式,在文学层面建构历史意识的分析模式,在理论层面呈现文化史的诗学空间.本文考察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作为“叙述形式”问题之缘起,分析它作为“视域行动”效果之实质,以及探讨它作为“活态历史”意识之导向.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五代、北宋词“庭院楼台”意象的文化诗学分析

从文化诗学的观点来看,五代、北宋词中大量存在的“庭院楼台”意象,深刻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女性的一种典型状况:她们生活在狭小封闭的世界,与真正的大自然和纷繁的社会隔离;在以男性为抒情主人公的作品中,庭院楼台意象则反映了士大夫文人拟身女子、侍君如妾的地位和人格意识上“向内转”的特有的历史内涵;联系中国诗歌史,这种情形凸现得更为清楚。     

从文化到文化诗学——论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指向两个对立的观念--限制和流动,而文学是各种界线在文化上强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再现了文化的即兴表演结构.他的文化诗学,正是一种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流通的阐释范式的努力,以便窥见文本与看似外在于它的社会的关系.但是,与文化研究不同,文化诗学仍然坚持文学形式的一面,而与文化唯物主义不同的是,文化诗学更关心权力在过去而不是现在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