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女神到道教女仙——论西王母形象的演变

从先秦到唐代,西王母信仰已随着人们崇奉她的方式而经历了多次转变,特别是六朝时期,在道教神学体系中,西王母从神话女神到道教女仙的重要转变,不仅是西王母信仰的重要发展,也是道教构建其女仙谱系的基础。唐末杜光庭《墉城集仙录》总结了六朝以来的西王母道教形象演变,对西王母信仰和道教神学体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王母到观世音:汉唐间救苦救难信仰的变迁

东汉时期,西王母是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她的功能也日益多元化,其中救苦救难是最重要的内容.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崇拜被引入道教,成为道教神谱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其救苦救难的功能渐被观世音菩萨所取代.究其原因,首先佛教以苦立教,注重解脱,道教则以生为乐,追求长生.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需要获得民众,而道教则有意去民间化.最后西王母信仰有复杂的仪式,而观世音信仰则简单易行.     

西王母神话形象演变的隐喻--兼论摇钱树中的西王母图像

西王母神话形象表现于汉代摇钱树的西王母图像艺术中,其发展经历了从“司天之厉及五残”到献天之祥瑞的演变。西王母崇拜在汉代盛行的原因,一方面是神仙和长寿思想奠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是西王母被外戚利用成为篡权者寻找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西王母在民间与官方的相互推崇中,逐渐成为全能的神灵。摇钱树枝叶和树座上刻绘的西王母图像,其隐喻意义是西王母可以给民间带来祥瑞,是带给人们长生、富贵、平安、子孙延绵等福祉的全能神。汉代对死后世界的憧憬和想象,折射出汉人积极进取、乐观豁达的社会心态。     

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

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颇为盛行。文章主要对山岳、河流等自然神灵的崇拜、英雄人物的信仰、本地神灵的崇拜以及巫鬼神灵的信仰等几种表现形式进行了考察,认为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对象非常多样与广泛,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功利性特色,同时还具有畸变性特征。对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透视,对我们理解古老河东地区的社会风俗和民间风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傩母·地母·人母——民间神灵信仰中的女娲形象

借助女娲形象及相关事象的考察,从中国民间傩戏体系、民间"地母"崇拜、"人祖"信仰民俗三方面入手,研究中国民间神灵信仰的形象寄托。文献和田野互证表明,女娲作为生养人类的伟大祖母的至上地位,理当是中华神话殿堂里先于诸神又高于诸神的始祖神。     

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探究

西王母由原始神话中一位半人半兽的凶神,逐步演变成一位才华横溢、气度雍容的女神和众仙领袖,而在印度佛教中原本"威猛丈夫"的观音菩萨,传入中土后逐步演变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菩萨。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有着深层的文化根源,是华夏民众贵柔心理使然的结果。     

从跨文化视域看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道教是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其奉为最高宗旨的“道”至今都是越南文化中最具有象征性和影响力的符号之一.从时间上看,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从传播途径上看,早期道教先从陆路(云南或广西)进入越南,后来在东晋时,孙恩、卢循起义又通过海路将天师道传入越南.金元时创立的全真道在明末清初南下传教的过程中,又通过多条线路进入越南.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母道教与高台教;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动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唐代小说中的民间信仰

唐代民间信仰中的鬼魂信仰承载并推动了具有重情特色唐小说发展的步伐,唐代"鬼故事"借鬼魂信仰之外壳,着重表现了唐代青年人不被接受的爱情,具有时代进步色彩;唐代精怪信仰故事延续魏晋以来精怪故事模式,因富有谐趣精神在唐小说中自成门类,并成为精怪小说的一种传统模式加以延续.神灵信仰作为权力的代表在唐小说中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是神灵的权力在世俗信仰世界的不断下降,一是人性化色彩逐渐加深,而后者正是唐小说最根本的风格和特色所在.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青海地区二郎神信仰流布及祭祀仪式考察

二郎神是青海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位重要神灵,深受藏、汉、土等民族的崇奉。作为青海多元宗教文化中的个案,二郎神信仰具有庙宇建筑和祭祀巡游等诸多元素,又以请神巡乡、祭祀飨神、获取神谕及送神构成的"六月会"为精粹,生动表现出该信仰的形式与内涵:"拉哇"代表神灵作为主体,民众通过军舞或神舞构成神会的整体内容,以不同角度展现神灵与民众的互动形式。二郎神信仰在历史的长河中为民众所传承,又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生演变,体现出多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中以信仰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方式。     

论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与接受——以掠剩神信仰为例

以掠剩神信仰为中心,探讨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轨迹,神灵信仰与正统宗教的关系及其对传播的影响;并从信仰接受的角度,讨论信众的个体性因素对神灵信仰演变所起作用及二者间的互动机制。     

神话资源的共享与争夺——先秦秦汉天门神话研究

天门是天界之门,天神居处的大门,又是理想世界的象征之门.天门神话是以天门为叙述中心,关于神灵、天庭世界、天门两边神与人沟通的叙述体系.天门神话随着时间推移而接受各种新兴观念和学说,与此同时,这一神话资源的享用也渐渐由统治阶级向知识阶层再向民间扩展.这一过程表现了帝王、知识阶层、民间三方在信仰权利上的博弈,也反映了先秦秦汉时期帝王神权衰落、民间信仰势力增强的历史进程.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壮族宗教民俗中的道教长生成仙信仰

道教长生成仙信仰与壮族宗教民俗结合后发生了衍变.其中道教星辰崇拜与壮族民间追求长寿平安的习俗相结合,成仙信仰则与其葬俗相结合,使壮族民众除了向神灵祈求长寿外,还强化了他们追求彼岸世界幸福的愿望.道教长生成仙信仰在壮族社会中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民俗化特点,同时也成为壮族民间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神仙信仰的俗世性特征

道教神仙思想与中国民间信仰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道教神灵的产生离不开民众的参与;道教一系列敬神仪式因为不断迎合民众的需要而富于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社会长盛不衰;民众也期望借助于神灵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行为.     

试论满族的两个祖先信仰系统

在满族民间既有与家谱续修相关的祖先祭拜习俗,也有与家族神灵相关的“祖爷”祭祀活动.由于两种祖先信仰系统的共存,长期以来,造成了人们对于满族祖先信仰的一些误解.本文通过对这两种信仰的面貌、异同、相互关系的揭示,以及对“祖爷”族群身份的剖析,提出理解满族祖先信仰的路径和方法.     

顾颉刚与民间信仰研究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家,在古史研究、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同时贯穿在上述研究中,他把神话与史料、实地调查所得相结合,把民间信仰纳入到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框架中,目的是把握民众的思想,从中找到中华文化之根,唤醒民众参与到救亡图存运动中来。     

1936-1937年重庆地区“祭拜神灵”救灾述论

1936-1937年,重庆及附近的江北县和巴县爆发了特大旱灾,对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政府和民众都进行了祭拜神灵救灾.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祭拜神灵求雨迎合了民众盼雨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灾荒时期人们的心理动荡,对疏导民众对灾荒的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稳定有较大的作用.当然,祭拜神灵求雨浪费大量时间,耽误了科学救灾的有利时机,所浪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也大大影响了科学救灾的成效.     

民间文学志系列之一:新疆阜康西王母神话传说志

新疆阜康西王母神话传说志,是用民间文学志叙事四面体的方法呈现民间文学文本的结构形态特征和"意识形态"意义的文体实践。新疆阜康西王母神话传说以《山海经》时代的神话内容为源头,以周穆王西巡瑶池会见西王母的神话传说为主体内容,同时还融汇了新疆阜康历史风物;形成了以阜康市为中心,辐射东西周边县域的西王母神话传说圈。西王母神话传说文本的结构形态呈现出的"惩罚与拯救"的理性特征与叙述秩序的结构,依然有效地勾连着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呈现隐蔽在讲述者、文本、听众和研究者对神话的记忆、讲述、构造与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