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无讼观”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社会“无讼”的理想并没有在实践模式中体现为以息讼止争为主旨的法律文化价值取向，相反，民间纷争的公正解决并没有遭到实质上的轻视，只不过它采用了独具特色的解决制度。所谓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无讼”和“法律文化价值观”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误读。     

略论先秦儒家的"诗教"理论与实践

《诗经》素被尊为“六经”之首。“以诗为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附》教传统形成与确立过程中,儒家早期代表孔子、孟子、荀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儒家的“持教”理论与实践既体现在他们高度重视《诗经》的政治伦理内涵和社会教化功能,又体现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诗经》的伦理原则和审美原则。从而对后代中国“待教”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之总体和谐论

“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从天之“和”到人之“和”,再到万国之“和”,中华传统文化“和”的思想博大精深,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之“和”不仅体现在“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且体现在中国特色、本质要求的各个方面,体现在理论、实践的各个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从上到下、由表及里,时时处处呈现出总体和谐的特征,向世界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和”之本色。     

中国传统文化与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对周恩来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群众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的“仁爱”思想和“民本”思想;强调模范行为的示范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践履”精神;灵活的工作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亿“致中和”、“贵柔”的思想;求实性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行轻言、脚踏实地”的求真务实精神。     

理念与路径:安乐死与社会的和谐性

生命、心理与社会和谐的建构是探究、解决安乐死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实现这种和谐必须以审视自我、识别情境、领悟角色、调控情感、理性互动、优化心理结构为行动路径;以宽容地对待患者及其家属的诉求与行为,和谐处理患者、亲属、医护人员及社会的关系为处置手段;以建立健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共同营造一个既充满关爱、宽容、亲和,又体现科学、理性、有序的社会环境为实现目标。安乐死的实践是在社会时空之中发生的,它既实现了个体的需求和利益,体现了社会意义,同时也使相关的社会文化、社会习俗、社会制度得以不断再生产和完善,而且这种社会再生产只有通过人类生命、心理与社会和谐的实践才能达到和完成。     

安乐死:生命的尊严

安乐死一直是法学界、医学界、宗教界等备受关注的问题。关于安乐死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赞成安乐死 ;二是反对安乐死。笔者赞同安乐死。本文从安乐死的社会基础、法律实践及安乐死是生命尊严的体现 ,是生命权的重要内容几个方面来谈谈安乐死这一问题。     

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文化特征和实践指向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体现在科学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激活,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赋予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重要元素,塑造出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成为中国道路文化根基的新时代夯实。其中,连续性赓续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根脉,创新性决定了中国道路的时代特色,统一性凝聚了中国道路的前进力量,包容性体现了中国道路的多元取向,和平性突出了中国道路的世界理念。作为新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解决时代课题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和创新性实践指向,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女性的整体失落

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和自我意识处于整体失落的情势之中。其主要体现是女性的“内化”、“工具化”、“商品化”和意识观念的“异化”。古代女性的“四化”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的共同存在表露着中国古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封建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使中国古代女性的整体失落具有了必然性。     

在反抗与皈依之间——试论余华先锋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余华的小说映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墨痕,具体而言,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主要体现在:“性恶论”、“神秘主义”、吴越文化以及鲁迅传统等方面。这些中国传统的边缘文化,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否定性力量,扮演着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角色,这也是余华及其先锋小说的锋芒所向。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意旨与路向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它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起联结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理论通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演进历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要义,亦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先决条件,创造性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需。新时代新征程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域日益敞开,应秉持“三种精神”,为“两个结合”加注活力与生力,使其持续嬗迭意涵,扩充义理,释放效能,并在此视域下求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未来进路。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余华先锋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评论界对先锋文学的误解使得先锋几乎成了“反传统”的代名词。时至今日,重新进入余华的小说,可以发现“先锋”小说中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主要体现在“性恶论”、“神秘主义”、吴越文化以及鲁迅传统等方面。这些中国传统的边缘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否定性力量,扮演着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角色,这也是余华及其先锋小说的锋芒所向。     

传统文化的结构与墨学的价值定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结构是儒道互补.但儒道两家都是内圣之学,强调实践理性而忽视认知理性,因而发展不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墨家则突显出一种认知理性精神,显示出走向民主与科学的可能.墨学的“天志”观念所展现的宗教情怀可以为民主与科学提供超越的价值之源,墨学的“兼爱”、“尚贤”观念所体现的人格独立、平等意识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因,墨学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可能作为科学发展的前提.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中融入墨学,使实践理性和认知理性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应是重建中国文化所遵循的原则.     

宫廷奢雅与瓦肆风韵——宋代从皇室到民间的审美文化与休闲风尚

宋代是中国传统休闲文化兴起和繁荣的时期。不但文人士大夫普遍地追求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休闲化,使宋代的审美文化充满了休闲的旨趣和风貌;而且从皇室到民间,宋代社会普遍崇尚和追求休闲的情趣。皇室的休闲活动体现出“奢”和“雅”的特点,民间的休闲进一步世俗化,并体现出“狂欢”和产业化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创新机制研究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彰显了“文化”的革命力量,凸显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国家特色的道德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为其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养料,文化冲突使其彰显了创新理论品质,其科学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扬弃的理念,建设中国化文化创新机制,完善实践机制、运营机制和管理机制,构建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中国社会的健康转型,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中国“和”文化的历史命运——从中共文献中一个新概念“和谐”谈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和”是个精髓。它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于人之生命价值的尊重以及和生、和处、和达理想社会的憧憬。自中共十六大始,“和谐”作为一个新概念被重新提出,并受到重视。这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深刻程度,对当代社会发展把握的准确程度。它也表明了,共产党人力争做好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主动思考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共同问题的自觉程度。     

构建和谐社会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新追求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完美结合。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同时也体现在中国历史上众多杰出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与实践的求索之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时代我党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发展与统一。     

价值维度与身份焦虑——中西节日文化冲突的跨文化分析

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土洋节日之争”体现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差异而形成的文化冲突,其背后所隐藏的身份焦虑导致了人们对本土传统节日文化和外来节日的不平衡发展和文化自卑心理。从文化价值维度讲,中国的传统节日更多的具有男性特征、高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而西方的节日更多体现弱男性特征、低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文化,也冲击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进而在社会中产生了身份焦虑。这些都体现了转型期中国民众对多元文化包容心态和驾驭能力的缺失,也暴露了全球化态势下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展的失衡。     

中西政治差异的文化渊源与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圣人政治,西方传统政治是基于社会契约的契约政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是理想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形成了“圣人为王”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来生活,常人没有自己的权利,需要“圣人”为民做主,因此它无法形成民主思想。与儒家的圣人政治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的契约政治,它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的追求方向。     

文化自觉与观念转变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关键词,以浓缩的形式表达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发展、繁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欲达目的.在三者关系中,文化自觉是前提,它既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又是文化建设实践的主要着力点.文化自觉的真义在于“自知”,“自知”的主要障碍往往源于某些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需要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文化与经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四种关系上实现观念转变.这些观念的转变,既是文化自觉本身的要求和表现,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有的胸怀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