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读韩云波教授新著《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

“侠”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早在《史记》和《汉书》中就专门列出“游侠”的范畴关注这一现象。但由于所谓的“雅俗”之分,当前专门研究侠文化的专著并不多。陈平原在2002年为其《千古文人侠客梦》新版写后记时还说:被人看作武侠小说研究专家,不是一件很舒心的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如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等少数著作外,侠文化研究专著并不多见。韩云波教授由重庆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侠文化研究领域的一大收获。在侠文化一直并不被学术界怎样认同、…     

《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侠文化

《水浒传》塑造了一批侠的形象,体现了中国古代侠文化的诸多特点,同时又再现了侠的沦落,开启了“忠侠”的模式,是中国古代侠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我国侠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韩云波：“大侠之梦”的理论重构与文化解读──读韩云波的《中国侠文化系列丛书》

韩云波：“大侠之梦”的理论重构与文化解读──读韩云波的《中国侠文化系列丛书》袁黄在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中，有一种独特的＂大侠之梦＂。在远古时代的战国与两汉，出现了侠的狂潮，其后，每隔一段时间，便都有侠的各种衍生形式异军突起。作为快的历史形态的映射，...     

新时期革命英雄传奇与“侠”文化传统

侠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革命英雄传奇借鉴和传承了历史上“侠”文化传统中的积极成分，所塑造的人物常常超越了一般革命军人的简单特质。他们勇猛善战，快意恩仇，追求个体的操守与自由。这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传统文化中侠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快意恩仇，以个体独立的人格和节气对抗某种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为当代战争文学注入新的审美冲击力。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中个体超越社会现实的浪漫理想与愿望的集体记忆，是对战争文学审美形式新的探索与努力。     

中国侠文化流变试探

中国侠文化迄今为止经历了神话原型、历史实存与文人“幻设”三个发展阶段，伴随着与各时代历史特点相适应之复杂演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了“侠性”的三大“板块”。本文对侠文化所作的脉络整理与内蕴探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这一“中国民间信仰”。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读后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读后沈达人郑传寅教授的《中国戏曲文化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以“戏曲文化的特殊道路”、“古典戏曲的审美形态”、“戏曲文化的精神特质’等三编八章的结构，研讨了古典戏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全书史论交融、论述精当，反映了作者的...     

斧破千帆,花开树头——读王立教授《武侠文化通论》

《武侠文化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集作者十余年中国武侠文化研究成果之所成，运用主题学原理，从文学母题的文化内蕴贯通流变角度，将侠文化与民俗、文学主题相结合，分析了二十余种卓有意趣的武侠文学范式，探讨了侠文学及其慕侠习俗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价值，生动而具体地探讨了中国古代侠义精神在民俗传统中的流变、道教仙话、女性观念、饮食文化、武侠文化、江湖侠盗伦理等武侠崇拜民俗的双向、多向互动关系。对”侠”这一特殊人群的行为方式、心态及其亚文化观念等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梳理，将文学主题研究延伸到江湖…     

“新新人类”和后现代文化

们随着“新新人类”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凸现，《大话西游》在大陆校园里一下子“火爆”起来，文章以后现代文化为诠释架构，说明《大话西游》在大陆一个变亚文化群体中地位的蹿升和“新新人类”的浮现二之间的关系，并借用《大话西游》中各色人物和自我分裂、至尊宝与普提的话语冲突，批判了现代性理性原则的形而上学，同时对“ 新新文化”的8个特质即世俗、媚性、独立、特行，稚嫩、直觉，同理和自残及局限性进行了解剖，文章力图把学院文化和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和世俗时尚结合起来，把严肃的理论工作通俗化。     

侠文化:侠的发展轨迹与行侠的类型

侠是中国平民大众心目中最敬慕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纷乱的世俗风尘中的强者典型。侠不是受欺凌、受压迫的弱民们幻想或臆造的人世英雄,而确确实实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原壤中孕育出来的“赖力仗义”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侠的名称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国民养儒侠,难至用介士”。在古代中国,侠兴盛于战国时期并非是偶然的。此时的社会形态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列国争雄使得社会急剧动荡,频繁的战争与动乱的风烟弥漫于尘世,给人民带来了苦难。恃强凌弱、滥肆杀戮的残酷现实令许多大智者深     

汉魏晋南北朝侠文化寻踪

根据《史记》、《汉书》等史籍提供的材料,可以断定战国至两汉时期游侠结私交、养宾客的真实身份,其任侠行为表现在振穷济困、快意恩仇和对抗官府等多个方面;而魏晋以后那些完全凭借个人勇力行报德报怨之事者亦可视作游侠,该时期“侠出年少”的现象可以从当时社会环境因素中找到原因,艺术化的游侠形象也是这一时期侠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曹魏以来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之中。     

故事的生产性：叙事与文化记忆

叙事学研究应当通过将一系列故事纳入研究视野而超越方法论文本主义。为此，本文提 出 “故事的社会生命”的概念，研究故事在媒介、代际和文化之间 “跨越”并被改变但同时也得以 保存的过程；并以 《艾凡赫》为例，阐释 “再生产”、“翻译”、 “媒介转换”，以及 “文化跨界”这 四种 “改编”模式，论证了由多种审美特质组合而引发的故事生产并附着于文化记忆的结果，以期 引起读者对叙事文本改编为新文本的长期变化研究产生兴趣。     

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

散文，民族文化之骄子。艾煌随着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热”的持续升温，我国当代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得以普遍强化。这种强化的鲜明标志，就是在整个华夏大地铺展的文化座标上的重峦叠嶂中，凸现出巴金的《随想录》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两座高峰。《随想录》是作家“大梦初醒”后，用“今天的”目光、文化人格和真话建立起的那场“革”文化之“命”运动的“博物馆”；《文化苦旅》被人称为“文化散文”，其实称什么散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将强烈的文化意识注入作品，借山水风物、人情世事，浑饨地融汇了人、历史与自然，抒写自己对各…     

《诗经》周人居住建筑的文化蕴涵

《诗经》蕴涵的居住建筑文化是周人日常生活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人居住建筑文化样貌。《诗经》周人的居住建筑文化是由居住建筑方式、居住建筑格局、居住建筑习俗等要素构成的。其中居住建筑方式有“宫、室、屋、宅、家、居、盘、宇、穴”等；居住建筑格局有“堂、庭、寝庙、仓、廪、厩”等；居住建筑习俗有“居住建筑选址仪式、居住建筑落成仪式”等。以上各要素融合、统一、凝聚形成了周人居住建筑文化的特质，反映出周人的居住建筑是以井田制为基础，以家庭血缘伦理关系为纽带，以现实生产、生活需要为宗旨的整体文化蕴涵。《诗经》居住建筑文化是周人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地域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总结。     

《西游记》生态想象及其文化意蕴

《西游记》中的“生态想象”,一方面,有着现实性、丰富性、层次性、整体性、超越性等鲜明特点,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态世界的向往,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生态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它综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性、审美性和哲理性等多重特质,饱含着浓郁的文化意蕴。解读《西游记》中的“生态想象”,对当今社会生态文化的中国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汉水文化的风情画卷——读王雄的“汉水文化三部曲”

长篇小说《阴阳碑》、《传世古》、《金匮银楼》是当代作家王雄的“汉水文化三部曲”。它植根于汉水流域,将文化的大旗高擎在汉水这块沃土上,表现在人物、家族的精神生活中,渗流在地域风俗、历史风物、自然风貌等诸方面,体现在继承古典韵味浓郁的故事创作上。这就是汉水文化的特质。王雄力图从汉水文化中寻觅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探索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     

《韩非子》与战国游侠

《韩非子》与战国游侠韩云波《韩非子》是唯一谈到游侠的先秦典籍，反映了战国晚期较为成熟的游侠形态。它因此成为后世论侠之宗，但人们常常拘执于“侠以武犯禁”一点而造成理解的片面性。本文拟在《韩非子》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早期侠的基本特征及有关问题作出尽可能合...     

《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三国文化研究”栏目文章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将重点刊发地方历史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章 ,近期收到海内外专家学者“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文章十余篇 ,将于 2 0 0 5年第 2期刊出 ,其中有 :沈伯俊《张飞形象 :用市民意识改造的英雄》、〔美〕黄保中《“天意悲剧”与“命运悲剧” :《三国演义》悲剧特质》、〔日〕伊藤晋太郎《关羽与貂蝉》、李祥林《三国戏中的貂蝉故事及其性别文化透视》……本刊欢迎作者、记者围绕成都地区历史文化与经济建设进行深入研究 ,并积极向本刊投稿 (投稿方式及要求参见本期第 89页 )。《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三国文化…     

政治追求与文化理想的多元组合——再论《论语》中“君子“的文化内涵

在《论语》中,“君子”出现率高达107次之多。字典辞书以及《论语》的多种译注本大都是从“德”与“位”两方面或者偏向于某一方面对“君子”的文化内涵进行界定的。笔者认为,此种界定是不全面的,“君子”的文化内涵呈多样性展开,具有五个方面的文化特质和四个方面的文化功能,从而使“君子”最终成为了孔子政治追求与文化理想多元组合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探讨“君子”的文化内涵,更多的是为了继承其合理而有用的内核。     

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

金庸小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以儒家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成法”,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进行了侠的思想实验.金庸小说思想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必须“变法”,以《鹿鼎记》为核心,金庸小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变法”系统,并最终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自由+法治=稳定+繁荣”的结论,由此构建起了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这对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重现武侠光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唐诗的任侠精神

侠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它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韩非在《五蠹》篇里首次提出“侠”的名称,所谓“侠以武犯禁”、“国平养儒侠”等,有时或称之为“带剑者”、“游侠私剑之属”。韩非之后,在《史记》和《汉书》里,又出现了诸如游侠、豪侠、节侠、气侠、轻侠、伉侠等名目。侠和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特殊的关系,从秦汉的史传散文到清代的侠义小说,它不时扮演着各种角色。到唐代为止,在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所产生的诗文作品中,对侠及其节概风义曾有过两次最引人瞩目的礼赞:一次是西汉司马迁写的《游侠列传》,他以传记文学的形式,第一次把“儒墨皆排摈不载”的“布衣之侠”列入史册,并对“侠客之义”加以热情的赞颂;另一次则是唐人在诗歌中对任侠精神的讴歌。达两次对侠的礼赞,恰好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汉唐两代,并非偶然。而唐代对游侠的赞颂,从规模到程度又更胜过汉代。探讨这种文学现象,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诗的特色和魅力所在,以及考察唐诗的渊源和流变,都将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