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巫术思维的批判及其影响

根据巫术所依赖的观念基础,可将巫术分为三种类型,即祭祀型、巫蛊型与前占型巫术.佛教对巫术的批判影响了中国的伦理观念,使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伦理价值取向显示出不同的特征,这说明文化整合的成功.道德规范和价值的差异可以表征不同的文化,应尊重不同类型的文化,让文化的整合在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发生.     

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评

有关交通部的民初邮权统一政策这一课题,目前学界尚乏专文探究。交通部统一民初邮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邮驿之争——驿站的裁撤问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告成功;二是官民之争——民信局的衰落,交通部借助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排挤民信局,竞争取得了胜利;三是华洋之争——官邮与“客邮”,取得了进步,但不彻底。总体而论,自民国初年交通部管理邮政以来,对传统的信息交换系统如驿站、民信局进行裁撤,对客邮予以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邮权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政的现代化。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及其时代特色

本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与佛教危机、近代佛教的僧团制度、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等新内容与时代特色、近代佛教所面临的新旧之争、僧俗之争等问题以及佛教与中国近代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通过对近代佛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时代特色,可以更好地厘清中国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规律。     

大化改新前的天皇和佛教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立即引起了崇佛、排佛之争.鉴于崇佛派与排佛派的力量相当,钦明、敏达两位天皇采取了中立旁观的态度.随着崇佛派力量的增强.用明、推古天皇逐渐显示出推行佛教的积极态度.圣德太子通过政令将佛教指定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舒明、皇极天皇修建百济寺,标志着日本国家佛教的开始,佛教最终为日本宫廷所接受.     

论魏晋时期佛教与巫术的关系

巫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悠久的传统,自商周以来,巫术虽逐渐从精英文化中被排挤出来,但仍然对国家的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有极大的影响。汉代以后,表现为国家宗教和民间方术两大类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兴起,更与巫术有密切的关联,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对巫术由依托到批判的转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吕澂与熊十力的“性寂”“性觉”之辩

吕澂与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被称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实际上,二人所理解的“性寂”与“性觉”并不分别符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心性本净说”的本义。通过对比吕、熊的“寂”“觉”之争与朱陆之争,可知吕澂的“性寂”与朱熹的“性即理”、熊十力的“性觉”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具有思路上的一致性,由此牵扯到的为学功夫上的“革新”“返本”之争亦与朱、陆的“格物”“明心”之争极为相似。因此,吕、熊之间的“寂”“觉”之争,并非是在争论佛学根本问题,而只是披着佛学的外衣在争论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朱陆之争的继续。     

岁时生活与荆楚民众的巫鬼观念——《荆楚岁时记》研究之一

在南朝社会,岁时节日是荆楚民众沟通神鬼的重要时机,有着浓厚信仰的荆楚民众通过主动的姿态去祭祀神灵、禳除恶鬼.荆楚地方巫风盛行,岁时节日中巫术有着丰富的表现.岁时巫术行为依照性质与目的大致可分为辟邪巫术、求福巫术与预知巫术三种形态,当然这三种巫术形态并非界限森严,三者相错杂与融汇.南朝荆楚岁时的鬼神信仰与岁时的巫术手段相互倚重,鬼神信仰依靠巫术手段实际干预民众生活,巫术依靠信仰为自己提供存在的解释与力量的源泉.     

南北朝易卜、易学与佛教融合中的命运关怀

在天人哲学的思想传统下,命运关怀是南北朝易卜、易学与佛教相互吸收融合的轴心。南北朝时期,作为巫术的易卜活动促进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汉易与玄学易学并存的学术背景下,汉易的气化宇宙生成论及玄学易学的本体论共同塑造了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方向,传统易学的认识方法也影响了中国佛教的解脱理论以及对般若学的真正掌握。佛教的玄学化或中国化本质上仍是南北朝易学探索的命运主题。     

从"草堂佛教"到"护国佛教"——论佛教传入日本的社会条件

佛教传入日本不仅是文化选择的问题,也是权力争夺的结果.浮于表面的形式便是苏我氏与物部氏之间的斗争.崇信佛教的苏我氏一方的胜利为佛教在日本的传播敞开了大门.此后,日本皇室为了统一宗教信仰,利用民众对佛教与神道在祈求现世利益这一认识上的相似性,积极推进佛教文化的渗入.此外"渡来人"对日本统治阶级与民众的精神影响不可小觑,在佛教文化的传播、寺院与佛像的制作、佛典的翻译以及僧尼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禅宗看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作为一种出世宗教,一方面因为填补了中国文化之缺而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又与带有强烈入世色彩的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巨大冲突,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调整改进,禅宗就是调整的产物。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见性成佛;摆脱烦琐推理、主张直觉顿悟;提倡无念为宗、平常心是道,这与中国文化主干儒家提出的人性善、人人皆可、成尧舜;与中国人偏爱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与入世与出世相统一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近乎一致。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     

山崎闇斋的"脱佛入儒"及其佛教批判

缕析被视为山崎闇斋与佛教决裂而以一介儒士或朱子学的信徒昭告世人的宣言书 ——《辟异》就会发现,该作乃是一部采撷朱熹、李退溪、薛敬轩、黄东发等朱子学者的"辟佛"言论而成的佛教批判集.虽然《辟异》之作谈不上是山崎闇斋独创性的思想发明,但其高扬朱子学之大纛、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且又与德川幕府进行政治合作,对近世日本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儒佛论争的东亚思想史视野予以考量的话,山崎闇斋佛教批判的理论话语和思维形态并没有溢脱出中国宋明理学"辟佛"论的藩囿,但从日本历史发展及其思想论争之变迁观之,其彰显出了日本近世由佛向儒的意识形态转变面向.     

佛教与"像教"艺术

公元前六世纪末 ,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也叫“像教” ,即注重形象艺术教育的宗教。佛教信仰者认为 ,雕塑和绘画佛像能得福。因此 ,在各种各样的宗教美术中 ,佛教美术取得的成就最大。公元前 2 71年阿育王即位后兴起的印度早期佛教美术 ,受到希腊艺术和印度民间艺术的影响 ,其内容主要是佛本生和佛传故事 ,虽多带有象征性 ,但已奠定了“像教”艺术的基础。一世纪晚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健陀罗佛像艺术 ,把佛陀作为主要的崇拜偶像。当时印度南部的摩菟罗地区受到健陀罗艺术的影响 ,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摩菟罗佛像艺术。公元四世纪初健陀罗佛像艺术与芨多佛像艺术融合 ,形成了印度式佛像———芨多佛像艺术 ,印度佛教的“像教”艺术进入了灿烂辉煌时期。西汉晚期佛教传入中国内地 ,中国的佛像艺术产生于东汉中晚期。经过三国两晋的发展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曾两度出现高峰。下迄明清仍雕塑绘画许许多多的佛像艺术。长达一千七、八百年时间轰轰烈烈的佛教“像教”艺术运动 ,不但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深入传播和发展 ,而且许多时期都代表了中国美术的主流     

从佛教造像艺术看中国佛教的精神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也是折射中国佛教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这一特定艺术折射出中国佛教的主要精神，即圆融无碍的精神、宗法伦理的精神、男女同尊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在面临外部环境冲击的情形下,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佛教伦理道德与中国社会——以孝道为例看佛教观念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强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伦理道德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碰撞和融合,特别是佛教孝亲观与中国传统孝道观念经过相互补充和融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观的约束力,从而使佛教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社会功能.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前宗派时期之比较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虽然都源于印度,但在传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这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文章就前宗派时期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进行了比较,旨在帮助人们了解二者的差异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