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须坚持“韬光养晦”外交战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为中国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仍然十分悬殊，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仍然有许多不利因素，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诸多困境。因此，中国尚须继续奉行“韬光养晦”外交战略。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从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看近代中日外交

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风起云涌、外交争斗错综复杂的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日国运的沉浮,其实也是外交角力。同样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同样面对内外交困的生死关口,如何利用外交斡旋趋吉避凶?在新旧嬗变的十字路口,"天朝上国"盲目拒变、进退失据;"扶桑岛夷"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更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被士大夫鄙视为汉奸"鬼使"的中国外交官,与被誉为"神差"英雄的日本外交官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时代展现人物,人物也印证着时代。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的命运轨迹,即是这一时期中日外交界的缩影,也是两国国运的对决。     

邓小平的“大外交”思想论

“大外交”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和特征的总括。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邓小平“大外交”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钓鱼岛“搁置争议”的共识

就钓鱼岛问题,日本政府反复否认中日达成"搁置争议"的事实。中日之间到底是否达成过"搁置争议"的谅解与共识,是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解读日方公布的外交档案、国会议事录和中日双方当事人的回忆或证言,证实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际,两国领导人就钓鱼岛问题确实达成过"搁置争议"的谅解与共识。然而,近些年日本政府矢口否认"搁置争议"共识,蓄意删改外交谈判记录,拒绝承认存在领土问题,并擅自通过"国有化"方针,彻底颠覆了"搁置争议"的共识。面对当前钓鱼岛的现状,日方首先得拿出真诚态度,承认"搁置争议"共识,承认领土争议,这是对话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根本基础。     

“乒乓外交”新论

对“乒乓外交”的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存在许多迷雾,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初第31届世界锦标赛前后所开展的对美、日的“乒乓外交”上.事实上,“乒乓外交”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清除迷雾,重建相关史实是对“乒乓外交”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对“乒乓外交”进行再研究,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体育与外交的关系、秘密外交、外交民主化等问题.     

中国的“集体对话”外交——围绕中非合作论坛的探讨

"集体对话"外交是指一国通过其主导的专门机制与多国进行集体互动的外交方式,其以双边和多边外交为基础,是二者的有机整合。在实践中,"集体对话"外交具有突出的外交整合能力,机制化为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保障。中国是"集体对话"外交的重要推动者。中非"集体对话"外交有效提升了中国对非外交的战略水平,其成功实践为中国"集体对话"外交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示范和借鉴。     

略论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思想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内涵丰富.中日友好是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石;对日经济外交是其对日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既团结又斗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求同存异是邓小平对日外交的基本策略.邓小平对日外交的真知灼见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与中国特色外交创新

“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创新。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稳步推进并不断深化拓展。在此过程中，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了首倡、推动和引领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中国外交所开展的理念创新主要包括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相互对接的合作思路、互联互通的合作主线、正确义利观的合作伦理、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愿景；中国外交所开展的机制创新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三方市场合作、“国际组织+”。在本质上，包容性建构是中国外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做的创新的核心特征与根本价值，具体体现为“一带一路”合作设想的世界性、合作内容的亲缘性、合作对象的开放性、合作议题的延展性、合作设计的交互性、合作安排的兼容性等多重内涵，而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一体思想、无外思想与协和思想的现代转换。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对于“一带一路”的包容性建构还面临着包容成本、不对等包容和包容悖论三重挑战。对此，可从循序逐步包容、促使双向包容和塑造包容规范三个方面予以应对。     

“和合”思想与中国古代外交探微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和首要价值，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和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和舍”思想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基本理念，会盟制度、和亲政策、朝贡体制等对外交往模式是“和合”思想外交上的主要体现形式。     

简述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

二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进程可分为民间外交、半官半民外交、官方外交的三个阶段。历史表明，中日两大民族“和则共荣，斗则俱伤”。只要两国遵守复交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就能使中日关系成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睦邻相处、友好合作的典范     

试析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

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基础之上的。其根本点是要寻找有利时机，发展和壮大自己；是要审时度势，争取主动，独立自主；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增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灵活务实思想方法和个人风格的体现。学习、研究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战前夕欧洲各国外交走向与苏联“双重外交”的实施

关于二战前夕苏联系取的“双重外交”政策，我国史学界大多侧重于分析其后果和得失，并据此予以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忽视了苏联选择这一外交政策的外部客观环境。其实，苏联选择“双重外交”，与当时英法、德国和西方小国的外文走向有着直接的联系。三者相互作用井最终促成了苏联“双重外交”的实施。     

体育外交:公共外交的“草根战略”

体育外交,是国家公共外交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塑造、传播本国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体育以其"世界通用语言"的特色,发挥着公共外交"草根战略"的作用。体育交流,尤其是大的体育赛事往往成为国家关系改善和国家形象建构的契机,体育运动员也以其"艺术感染力"扮演着公共外交形象大使的角色。本文将结合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探讨体育外交在塑造和传播我国国家形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

如今，公共外交已逐渐成为我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在外交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重要性日益凸显。2009年7月，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公共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     

“人本理念”与中国外交实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来,中国外交理念发生深刻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人本理念＂的兴起。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可以分为国内层面的外交＂为民＂、＂惠民＂政策与国际层面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关怀的展现。＂人本理念＂的兴起对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影响深远,尤其是对外交议程的设置、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中国与国际制度间关系的重新定位都带来一定挑战。中国相关外交外事机制与机构在应对外交理念转型及其所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使自身不断得以成长与完善。     

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战略

2012年12月26日再次组阁后的安倍晋三积极推行"战略性外交",并为其外交设定了三重战略目标,即"摆脱战后体制"、建设"强大的日本"、确立日本的领导地位。为此,安倍政府采取了绑架美国、稳住俄罗斯、对抗中国、拉拢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布局,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安倍的外交突进影响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并造成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     

中国在新世纪的外交中更需要“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对外战略策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以往的外交活动中显示了重大作用和指导性。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妥协、退让 ,要深明其内涵 ,并随时代发展赋予它新内容 ,指导外交新工作。“韬光养晦”没有过时 ,今后的外交策略更需要它。     

探索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

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奋斗目标。自从近代以来,面对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中国学界就寻求建立独立的外交理论体系,并先后受到欧洲、苏联、美国等外交理论的深刻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中国外交理论界与欧美同行进行了日益频繁和深入的交流,外交理论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并形成了传统派、特色派和非传统等流派。然而,在开展国际外交理论交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本土化和学术自主性不强的问题,面对欧美丰富的外交理论成果,中国外交理论一直被笼罩在西方外交理论的阴影之中,在西方外交理论的框架中,中国外交研究长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在理论上无法解释中国外交的行为规律。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探寻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将各方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实际结合起来,努力推进外交理论的本土化和自主化,是今后中国外交学发展的方向。     

战后初期日本对东南亚“赔偿外交”的策略变化分析

战后初期日本对东南亚赔偿的外交策略历经了消极拖延、灵活应对到积极扩张的三次转变,这一方面是日本被动追随美国冷战政策和遏制战略的表现,另一方面体现了日本主动实现国家利益的深层目的。赔偿外交策略的适时转变和有效运用,使日本最终实现了"最低限度支付赔偿、最大限度利用赔偿"的外交目标,但却给东亚的国际关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伤害。     

论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驭夷”方略,变得袅弱无力。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将传统的制夷之策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思想、均势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但最终这一策略还是归于失败,失败尽管屈辱,却也使中国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