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形势任务与战略转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状况和发展条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为2020年之后接续推动长效减贫提供重要支撑。中国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其丰厚的理论基础,彰显了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呈现出多元化、综合性、实践论等理论特性。中国不仅把贫困治理作为政治任务,还把乡村振兴作为政府责任,并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纳入国家治理的长期战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和发展理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贫困治理全面转型,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挥制度优势,从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出发,对现有扶贫政策进行微观调适,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的减贫政策框架,形成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接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分析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反贫困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在纵向演进上，经历了以社会制度变革解决压迫性贫困——以土地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广义性减贫实践解决极端性贫困——以益贫性增长、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的三轮驱动式减贫——以精准扶贫解决个别分散性贫困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四个阶段相互衔接，通过不同的农村减贫机制共同谱写了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故事。以史为鉴，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历史路径的分析，能够更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治理研究

对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国际国内背景、难点问题、西部农村反贫困治理新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框架进行论述,认为: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治理要充分考虑反贫困战略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建立全新的反贫困治理模式,实施以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生产和发展能力为主体的反贫困战略,治理重点是调整扶贫制度、强化社会服务、发展特色产业、重视教育培训、依靠科技进步和推广小额信贷。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保障济贫与发展脱贫的主题变奏——中国反贫困发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

提供生活救济、增加就业机会、开发人的潜能,反映了人类反贫困的逻辑和政策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极大地改写了世界贫困数据。如何评估、解释这一成就,这对于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反贫困历史,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建立了反贫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保障双重政策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2020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层次结构与历史变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成果最为显著的国家。这与政府制定与实施科学合理的反贫困政策密不可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反贫困政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具有三个层次的政策体系,即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政策、中观层面的扶贫开发政策和微观层面的社会保障政策,三个层次在内容构成、政策目标、针对人群、功能性质上均具有差异性。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存在着层层演进的五个阶段,即“社会救济”阶段、“制度改革推动扶贫”阶段、“扶贫规范化、专门化”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阶段。通过对其层次结构与变迁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农村反贫困政策的理解,从而助推农村反贫困事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改善我国农村反贫困中政府行为的思路与对策

反贫困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反贫困成功的关键。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反贫困具有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主要表现为：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存在一定偏差,扶贫的政绩化严重;在反贫困主体上重行政行为,对引导社会和贫困人口参与不够;扶贫财政资金分配、管理不严格,监督不到位;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和社会保障等。为搞好农村扶贫开发,提高反贫困效率,必须从重视农村反贫困政策理论的研究和指导;健全农村扶贫资金管理和监督制度;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反贫困绩效评价机制;提供扶贫法律保证等方面来改善农村反贫困中的政府行为。     

相对贫困城乡差异及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的差异,并对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政策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的相对贫困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保险、医疗报销、社会救助等政策对缓解城乡相对贫困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和农村的减贫效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镇社保的减贫效应达到11％,而农村社保的减贫效应仅为2％.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低抑制了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发挥.未来国家需要在多维度上进行社会政策改革,才能逐步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社会公平.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路径分析

促进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其中要义,有利于应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治理困境,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效果,从而达到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建立及逐渐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从积极探索嵌入性发展开始转向参与社会治理。农村社会保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资源,借助政府、村组干部、基层经办服务人员、村民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确立参与治理的理念、明晰参与治理目标、理顺参与治理关系、规范参与治理过程等路径,在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支持下,达成对农村社会的协同治理。     

金融危机后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个案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都有相似的境遇。为应对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温和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帮助失业和贫穷人士。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显著经济、社会变化之后,香港和澳门居民期望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尽管如此,大部分亚洲政府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保障议题上仍未改变福利供给策略。因此,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困境不但没有改变,更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食品价格危机而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在过去几年,香港和澳门政府都推出了多项政策以解决在职贫穷与跨代贫穷问题。但旧有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已难以满足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公民福利期望,应妥善调整福利策略。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金融危机后社会福利措施改革的研究,对分析东亚地区社会福利体制变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后脱贫时代社会参与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

传统的行政扶贫模式在后脱贫时代面临诸多局限,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实现“单中心贫困治理”向“多中心贫困治理”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市场化的社会主体与行政化的精准扶贫、收益性的社会主体与公益性的精准扶贫、碎片化的社会主体与系统化的精准扶贫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而法律激励机制的引入为张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机与路径。当前我国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层面的“管理型激励”、标准层面的“资格型激励”和方式层面的“帮扶式激励”等问题,故应当针对当前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问题,彻底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激励理念从“管理型激励”向“契约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标准从“资格型激励”向“绩效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方式从“帮扶式激励”向“合作式激励”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效能最优。     

基于数字光处理技术的3D打印机系统设计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国际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国家贫困标准衡量农村居民贫困,社会资本均具有减贫效应;同时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而非农就业降低了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可能性。解释机制显示,社会资本可通过影响农村家庭非农就业,进而缓解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因此,在解决农村居民贫困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资本与非农就业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居民的脱贫。     

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工作的实践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文章重点对2015年至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实践取向来分析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反贫困工作的学术进展、共识与实践模式.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贫困区域特征、返贫风险及主要贫困群体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发生新变化.社会工作能够回应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新转向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回应相对贫困问题并且已经探索出一套反贫困的工作流程、实施路径和实践模式.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发展模式、金融社会工作模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模式为未来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将社会工作纳入反贫困长效机制,并就社会工作专业主体地位、反贫困工作精细化分类等提出建议.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城市边缘人：被社会忽视了的群体

本文通过对城市的一个特殊群体——边缘群体的研究,对他们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描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作者认为,城市边缘群体是一个被忽视了的社会群体,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都十分有限,他们是社会的弱势人群,需要社会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照顾。边缘群体的形成,与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有关,因此,需要给予他们制度上的关照。     

社会资本视角下“以购代捐”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实证分析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为破解贫困地区“孤岛效应”,探索“以购代捐”扶贫模式为例,基于社会资本导向 的反贫困治理策略,分析“以购代捐”扶贫模式的理论内涵、演进路径、模式创新等,提出“以购代捐”正面临,物流投入滞后,影 响农产品品质;质量标准缺乏,制约农产品价格;质量检测缺位,食品安全堪忧;产品价格缺乏优势,长期执行易陷入行政摊派 等现实问题,为了完善“以购代捐”精准扶贫模式,建议：一要调动贫困农户生产积极性,保证农民“爱种（养）”;二要合理兼顾帮 扶单位的利益,让对口帮扶单位“爱吃”;三是政策措施要简单易行,让行政主管部门“爱扶”。     

慢性贫困的理论透视及其整合

慢性贫困是贫困的“癌症”。慢性贫困何以产生和维持成为目前世界贫困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当前,有关慢性贫困的理论分析逐渐分化成资源视角和关系视角。资源视角基于传统的贫困理论提出了慢性贫困的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框架,关系视角则强调贫困是社会建构,从而聚焦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和机制。通过对这两种视角的理论梳理,最后提出一个整体性框架对慢性贫困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灾后安置社区贫困与社会工作介入——以勤俭人家安置社区为例

"5·12"汶川地震后,贫困问题在安置社区中突显出来。贫困问题影响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重建。贫困类型不同,摆脱贫困的对策亦有所不同。文章将贫困分为经济贫困、社会资本贫困及心理贫困,通过考察三种类型的贫困后发现,实现就业和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是摆脱贫困的首要力量。同时也结合社会工作介入灾区贫困的实践论述了社会工作在为个体增能、提供服务以及促进个体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以期为灾后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实践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