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与基层秩序稳定——基于珠三角农村的经验调查

富人治村作为基层政治秩序的内在实践机制,是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珠三角地区基于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回馈型富人治村,即富人治村产生于村庄秩序难以维持的结构性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回馈性特点.富人治村的动力在于通过“回馈”村庄获得群众认可从而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村庄强社会关联与充裕的集体经济共同维护富人治村的公共性,避免了村庄治理的异化.富人治村通过精英整合、组织结构整合与党员激活重塑基层政治生态,型塑了基层秩序稳定与村庄政治融合.珠三角地区的回馈型富人治村对于理解基层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关系吸纳制度：寡头治村与基层民主的变异

寡头治村是基层民主失序的极端形态,分析寡头治村的形成机制有助于把握基层民主建设的难点。在宗族分化的社会基础和开放选举的制度框架下,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自己人关系在精英的权力竞争中被政治化,成为精英的政治支持集团。寡头治村的形成在于寡头个人的能量超出其他精英,且在村庄内构建了笼罩性的自己人关系网络,从而建立稳固的权力基础。在自己人关系网络居于主导的情况下,公共关系变得私人化,在利益分配和村庄治理中,私人原则均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性的制度运作被吸纳,而公共关系的私人化又反过来巩固了寡头的自己人关系网络。在实际的村治格局中,公与私是混合在一起的,而村干部的行为向公的方向还是向私的方向偏移,取决于村干部的自己人关系网络的强弱。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富人治村的内在逻辑与建设方向

“富人治村”的样态具有区域差异性,但皆是乡村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基层政府逻辑导向及村庄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具有部分合理性,能带来当下治理的“低度均衡”,却又对乡村治理的长久发展带来难以回避的隐忧。为实现“富人治村”的良性建设和发展,必须讲求辩证法,在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再塑造、发展多样化社区民间组织及县乡基层政府的治理转型等方面做出努力。     

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民主的现状与原因思考——以绍兴农村为例

农村基层民主是中国基层民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之一.绍兴基层民主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能人治理和法治理两种模式.当前,绍兴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存在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紧张、村民的政治参与度不高、对村干部的监督难以落实和乡政对村治的行政干预过多等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制度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为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培养农民现代公民意识,促进农民政治参与,力求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契合.     

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

寡头治村意味着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在村级治理实践中,笼罩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构成了寡头治村的核心特征。通过建构治村的合法性话语,以及笼络分散的地方精英,寡头实现了专断权力的再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灰色利益、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合谋以及村庄社会的低度关联为寡头治村提供了必要空间。寡头治村塑造了私人性的村庄秩序,给村级治理带来了不良后果。将村级治理寄托于寡头的善意是不现实的,党和国家要激活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实现村级民主化治理。     

村治民主的发生机制:合作社下的村庄治理转型——以陕西省Y村洋芋产业合作社为例

农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农村的新型组织,其不仅有助于村庄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村庄的基层民主亦有重要作用。后者却往往被学界所忽视。学界对于合作社的论述更多关注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功能,未能与村庄治理进行有效勾连。对于组织发展带来村庄政治的微观变迁也缺乏探讨。本文以陕西省Y村洋芋合作社为例,深入分析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重新导致的利益聚合,权威继替,价值映射和参与内生,最终促成村治民主的发生,村庄治理实现由管理型向自治型的转变。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民主恳谈:生成于参与困境下的协商民主——基于温岭市农村基层民主的个案调查

民主恳谈是萌生于浙东南沿海地区的草根民主,是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农村社区协商民主,它为沉闷的乡政村治带来了蓬勃的发展生机.自民主恳谈诞生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及村级自治组织充分利用这一平台,问政于民、还权于民,与民合作、与民协商,逐步从善政走向善治,调动着农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试图揭示民主恳谈这种协商民主形式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实践意义以及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社区经济民主：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新探索

城市基层民主实践中存在去利益化、民主投票形式化和选举民主去问题化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Q小区探索一种创新性的城市社区经济民主实践。社区经济民主以社会经济的共同利益为驱动力,建立健全的社区民主制度,为居民日常化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平台和路径,将社区经济收益最大限度地在社区中分配,回应社区和居民的发展需求。居民基于日常化监管和参与社区事务的认知积累,通过业主大会的投票方式进行民主决策,实现人民民主的真正要义。社区经济民主实践带来了社区的善治,拓展了基层民主的实践渠道。     

富人治村的逻辑与后果

在乡镇治理的能力动力不足、村民自治制度遭遇实践困境、民众期待“高大威猛型”精英的背景下,富人以其私人能力强大,谋取政经利益的动机,促成了富人治村的实现。在村民政治效能感较低的条件下,富人村干部一方面维持表面的权力结构稳定,一方面与精英结成权力的利益之网共同谋利。无论是富人主导还是派性均势型,只要分利联盟变得紧密且有序,就会带来基层权力失控及治理合法化危机,就会为村庄政治的回归提供极大的可能性。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之理性审视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在治理模式、社会治理创新、新兴基层社会组织、村(居)民自治等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为此,需从完善党群合作协商共治的互动机制;完善利益整合与矛盾协调机制;健全和践行平等对话机制;完善和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决策机制;进一步创新与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协同合作机制;注重创新和实践,建立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稳定和法治保障方面的机制,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试论胡锦涛基层民主建设思想

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新创造。胡锦涛立足于我国新世纪基层民主政治的新发展,对基层民主建设的意义、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方略进行深入的探索,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基层民主的理论。     

民主恳谈：生成于参与困境下的协商民主——基于温岭市农村基层民主的个案调查

民主恳谈是萌生于浙东南沿海地区的草根民主,是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农村社区协商民主,它为沉闷的乡政村治带来了蓬勃的发展生机.自民主恳谈诞生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及村级自治组织充分利用这一平台,问政于民、还权于民,与民合作、与民协商,逐步从善政走向善治,调动着农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试图揭示民主恳谈这种协商民主形式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实践意义以及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国内协商民主研究综述

协商民主自20世后期在西方兴起以来,作为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发展,或者说民主理论的一种转向,对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基于国内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思考和研究成果,通过对该理论的兴起及内涵研究,围绕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方向、与政治协商制度、与国内基层实践的关系进行研究述评,从而揭示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协商民主视角下安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机制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的核心要素是公共政策协商的民主平等、公共利益对话的自由理性、公共治理活动的公开公正,协商民主理论对基层民主建设是一种较好的契合模式。通过实地调查,目前安徽省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蕴藏着一些不可忽视问题: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体系问题、农村基层民主政治过程问题、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中政策执行问题等。在农村基层推进协商民主的治理,要在完善选举机制的基础上,着力加强以决策、听证、协调、咨询等为重点的协商机制建设,构建以人员纵横流动和基层社会信息交流为内容的交流机制,构建以两委合作、村民合作、乡村干部与村民合作、基层政府与村自治组织的合作为内容的合作治理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困境与路径探析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作.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制约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基层党组织带劲不足和消极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等等.为深化和拓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我们需要从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和加强村民思想政治教育等五个方面进行实践,为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试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及实现途径

基层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以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主线,从历史进程和发展逻辑方面总结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涵、思想原则与政治实践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从政治学的视野分析了新时期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和实现途径,为进一步加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全新的思路.     

绿色政治的民主元素探析

基层民主、协商民主、自由民主是绿色政治中三个重要的民主形式。基层民主是对民主直接形式的理想追求,以确保民主决策的真实性;协商民主是为实现绿色价值观在政策过程中的应有位置而依托的民主形式,寻求去中心和接近共识的政治决策;自由民主是为应对实际可操作性的困难而做出的妥协,谋取绿色政治的有效实践。绿色政治中的这三个民主元素并不成熟,仍旧面临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