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诸侯各国的法制建设

在中国法制史上,春秋时代是一个法制活动极为活跃的时期.许多诸侯国往往根据形势的变化,修订法律,整顿法纪,进行法制建设.它持续的时间长,波及的范围广,包含的内容丰富,取得的成果显著.探讨这一时期法制建设蓬勃兴起的原因,研究它的发展状况和特点,总结它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春秋时代民主因素的探索

古代东方的专制制度颇负盛名,它的基础是星罗棋布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闭式的古代公社的存在。古代公社在中国是以井田制形式体现的,《诗经·小雅·北山》又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道出了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精髓。     

春秋时代执政正卿的选拔

春秋时代执政正卿的选拔徐鸿修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实行以最高执政为首的众卿从政制度。最高执政的选拔，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关于这一问题，以往却很少有人论及。本文谨就此进行初步的考察，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教。（一）春秋时期，列国均实行贵族专制...     

春秋时代采邑制度的变革

采邑制度是周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春秋时代,采邑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西周时代的采邑主要分布在王畿之内,春秋时代的采邑主要分布在诸侯国;西周时代的采邑规模较小,内部机构比较简单,春秋时代的采邑规模较大,内部机构较为复杂;西周对代的采邑主要是经济实体,而春秋时代的采邑则变成政治实体,即变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西周春秋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殷商以前的历史,我們知道得比較模糊,那还需要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所以我們对于那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只能根据很不夠的考古资料来推測。这样得出来的結論,当然是不十分可靠的。西周以后,文献材料比較完整而丰富,我們根据地下和纸上兩重証据,慎重地分析研究,就可得出此較可靠的結論来。本篇的范圍,包括“史前”至春秋末叶的手工业与商业,而标题只列“西周春秋”,就是因为这兩个时代的史料比較充足,可以敘述得詳細些,而且这兩个时代又是屬于同一社会阶段的(就是領主制封建时代),合并起来研究,比較方便。一、太古至殷商的手工业与商业这一部分的敘述,只举其大要,以見西周、春秋时代手工业、商业的来源。根据考古发掘和考古家的研究,約当四五十万年前,生活在現时北京附近周口     

春秋时代关注辞令原因探析

春秋时期知识阶层重视辞令和讲求辞令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现象。辞令引起春秋时人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春秋时代以“哲学的突破”为代表的人文精神确立的影响,也有辞令的价值在邦交中受到时人重视和春秋时期士人阶层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有关。     

春秋时代的“诚信”观

“诚”和“信”是古代两个重要的思想范畴。“诚”、“信”虽可以互训,但有不同:“诚”可以作为本体论范畴使用,“信”则主要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但也有其它一些意思。本文把“诚”和“信”组成一个词,用“诚信”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来论述古人的一种道德观念。 简单说来,诚信最基本、最起码的意思就是不说谎,不许假诺言,不作假见证。在出言或许诺的当时就不说谎,必涉及到他人,这样,诚信就在处置关系中获得了一种道德的含义,它永远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道德要求。讨论“诚信”,主要是从道德的角度检查诚信与义务的关系,即探讨在古代中国人那里,诚信是不是一种基本的、第一等级的、即     

春秋时代的歌《诗》

春秋时代,作为已经大体定型的前代语言义化文本,“诗三百” 在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广泛流传,引《诗》用《诗》成为时尚。正是有鉴于     

春秋时代思想家的价格理论评介

我国春秋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的时代,反映在思想领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在对商品价格的看法上,出现了各派观点,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整理。这篇文章,试图对这些观点作一些简单评介。     

春秋时代的军事制度(上)

“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①,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其装备、编成、编制、战略和战术,是受经济基础制约,而服从于政治斗争需要的。它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历史经验证明,许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立,都来源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春秋时代的军事制度(下)

三、民兵制度的发展及征赋制度的建立民兵制度西周时代即已实行。当时除“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之外,“国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都有负兵役的义务。到了春秋时代,这种制度又得到发展,与战争动员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征赋制度。齐国的征赋制度称为“伍鄙”制度。齐桓公为富国强兵曾采取“参其国伍其鄙”的措施。“参其国”即上述常备军制度,“伍其鄙”即民兵制度。其办法是,把国都以外的全国居民,     

春秋时代晋国行人辞令的独特性

春秋时期,周王式微,大国争霸,小国图存,在这种形势下,各个政治主体的政治目的不尽相同。不同外交主体,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其外交政策各有特点,相应的外交辞令也反映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内容与技巧。晋国作为春秋历史上称霸时间最长的诸侯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晋国行人辞令有其独特性,周王室、大国、对小国等不同客体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究根结底是各种各样的霸气体现。     

春秋时代的“南冠”人格及影响

春秋时代,对于如何才能不朽,叔孙豹总结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引起了后代士人的思考。相对于一些士人对不朽的追求,当时大多数士人更关注日常生活的威仪,士人言行举止既体现了礼乐修养,也预示着自己的命运。即使在战场上,士人依然讲究威仪道义等,射君子非礼成为当时战场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一些士人被俘以后,还能不卑不亢,威武不屈。后代士人每当被贬谪或称为囚徒,便吟咏起"三不朽"之外的"南冠"而自励。     

春秋时代的一次“弭兵会”

公元前546年,我国历史上有过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当时以晋、楚为主的十几个诸侯国家举行的“弭兵会”。那时正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政由方伯”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周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力量后而产生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当时一百多个诸侯国家间多年混战兼并的结果。“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这些大国兴起以后,互相争霸,     

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

文言是对直白的语言形式(言)进行自觉的文饰和美化(文),文言的问题是文学的重要问题。春秋时代完成了先秦时期旧体文言到新体文言的历史转变,与商周以来的古体文言相比,春秋时期的"新文言"呈现出表现方法自由灵活,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特征。新体文言的成熟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各种文体逐渐完备,文学创作出现繁荣局面,"建言修辞"成为时代风尚,独立的文人阶层趋向形成,文学理论表现出体系性成熟。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标志着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全面成熟和自觉的历史时期。     

春秋时代围城战战争季节计量研究

本文以《春秋》所记 4 4个围城战为样本 ,探讨了春秋时代围城战战争季节的分布规律。分类统计实证研究表明 :“全国”范围的、“北方”发起的、“南方”发起的围城战在各季节发生的概率 ,其分布规律皆服从均匀分布 (P >0 2 0 ) ;“北方与南方”服从同一分布 (P >0 2 0 )。研究结果说明春秋时代南北双方同样具有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经济承受能力 ,形成了可以不受季节限制而发动战争的新的军事思想     

"变风变雅"与春秋时代的城邑文明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乃至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出现.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形成了充满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城市文化.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诗经>中的篇章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变而为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变风变雅"诗篇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诗经>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记录了当时极其发达的城邑文明.<诗经>的作者不是下层劳动人民,<诗经>不是民歌.     

春秋时代的“室”和“县”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化为私有制。”按照笔者的看法,我国商周社会中的井田制度,就是这样一种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中间阶段”的公社所有制。但是,这时的公社所有制     

从《春秋左传》看春秋时代的城市

<正> 春秋时代,诸侯百国群起争雄,战争不断发生,为了防御而竞相筑城建郭。仅见于《春秋左传》的筑城之举就达六十八次,其中六十三次是建筑新城,可见春秋时期城市发展之快。当时,城有都和邑之分,《左》庄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左传》所记载的建城事,绝大多数是“都”。对于城市建设的规模,西周时已有具体的规定。《左》隐元年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     

宾礼与春秋时代赋《诗》风气

春秋时期,贵族士人保留着温文尔雅的周代君子遗风。《诗》在对外邦交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邦国交际过程几乎通过《诗》来完成。在主观上,赋《诗》行礼、以《诗》明礼,主要在意其外交意义;在客观上,赋《诗》言志具有文艺鉴赏的意味。赋《诗》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遵礼而行,所以《诗》意本身便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或作为真理的依据而被运用。朝聘诗为"陈己德"的重要手段,是外交语言的诗化。《诗》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往往与赋《诗》者的品德境界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