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是指问责的对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是实施问责的前提。立足于当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和政府责任体系的基本观点,提出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应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道德责任和说明责任六种责任类型,并构成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完整体系。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析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其针对问责程序与问责机制的合理设计是关涉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问题。以行政问责制度为视角,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构和分析,描述、解释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各个组成要素,着重讨论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揭示了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与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关系,并探讨了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变的相关条件。针对我国各地方行政问责制度相互关联的各个核心要素,剖析各地方行政问责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行政问责：权力之善的助推器

如何保证行政权力实现,维护公共利益和履行公共责任等"善"价值,防止它沦为政府自利、与民争利和逃避公共责任等"恶" 的工具?这就需要给行政权力课以相应的行政责任,并督促其落实.行政问责是保证行政权力扬"善"抑"恶"的有效机制,它能促进行政道德责任的弘扬、行政客观责任的履行和行政消极责任的追究,从而达到重塑公共行政价值、维护公共利益和担当公共责任的目的.     

社会问责主体运行的实践逻辑与完善路径

在当下中国，作为行政问责的一种外部问责形式，社会问责在行政问责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实践功能，其主体资源主要包括民主党派资源、公民资源、社会组织资源、新闻媒体资源等，其运行逻辑主要是通过政治路径、行政路径、司法路径来启动对行政系统的内部问责。然而，在问责过程中，相对于被问责对象，社会问责主体资源处于弱势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在行政问责体制的设计中，社会主体资源没有直接实施问责过程的权力。其实践障碍主要体现在我国社会问责存在选举与问责尚未直接勾连、社会问责启动缺乏标准、司法路径问责的独立性不足等方面。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问责主体运行，需要紧紧扣住保障行政透明、通畅问责渠道、夯实问责权力等基本着力点，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形成机理与实现途径

政府绩效评估是对政府官员政绩优劣与高低进行考量的问责机制.政府绩效评估内含着问责意蕴,主要体现在其追求顾客至上、结果为本和责任行政等理念上.政府绩效评估通过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以形成问责导向,通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整合问责资源,通过贯通政府执行过程以统合问责内容,通过巩固政绩合法性以提升问责效益.拓展绩效评估主体范围,确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和加强绩效评估制度建设,是完善政府绩效评估的问责机理与强化政府绩效评估的问责功能的主要途径.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问责机制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所属各部门行政人员的法定职权和责任,对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中国封建社会行政问责主要围绕特定的问责主体和客体展开。问责主要有举、弹劾和告等形式。受质询者在接受质询者的问责后,一般按规定的时间采取验问和推辟等形式,对检举官吏行政违法的问责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案验,调查事实真相后向上级回复。对构成行政犯罪的官吏移交司法审判机关进行验问,根据责任的大小依法确定不同的处罚形式,主要有行政处分、开除公职、赔偿损失、追究刑事责任等。     

论我国问责法律制度的渐进模式与发展趋势

源于社会转型期危机事件频发的紧迫性,我国各地区的问责法律制度立法实践不断推进,问责法律制度发展的整体趋势遵循着渐进性模式,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但其渐进发展中有两个主要的阻滞,一是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方面的问题;二是立法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为完善问责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必须确定我国问责法律制度发展路径的选择,"政府+社会"的混合问责模式是一种可行的方案,这不但解决了政府内部的责任追究问题,更响应了社会公众的政治民主诉求。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公仆”与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错位及行政问责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行政问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改善政府管理,促进了责任行政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因此,行政问责理念的正确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等途径,对责任行政,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论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以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为基点

政府是环境保护的主导力量,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也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源,完善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是中国环境立法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为基点去探究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设计和配置,认为这一规定是环境立法中确立新的行政理念的基础,也是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职责和法律责任的依据。     

公共经济视野中政府责任结构性失衡的法律调整

在公共经济领域中,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会因主客观原因而产生结构性失衡,出现政府缺位、越位及错位.这种责任配置的失衡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巨大,不仅加剧了公共产品经济中既有矛盾的冲突,而且产生了更多的新矛盾,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冲击,对此进行有效的法律调整急迫而重要.法律调整的总体思路是应当建立有效的公共选择和公共约束机制.可考虑从公共决策的法制化、依法合理解决公共产品的成本来源问题、依法制约政府利用制度供给的垄断地位而产生的种种失范行为等路径进行法治设计.     

论我国政府环境问责的乱象及其应对——写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初

政府环境问责是确保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然而,在我国的政府环境问责实践中,普遍存在“重企业主体责任,轻政府监管责任”、“重基层直接责任,轻部门主管责任”、“重环保主管部门责任,轻环保分管部门责任”、“重环境监管责任,轻党政领导责任”等问题,且有政治责任法律化和法律责任政治化等乱象,以致政府环境问责缺位、错位、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为走出当前困境,我国应按照职责明晰、权责一致、党政同责、各担其责、终身追责、依法问责、公平问责和尽职免责的原则,健全和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规则,强化政府环境问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试论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审计

环境审计是评审企业环境责任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评审企业环境责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环境审计,确定或解除企业的环境责任,以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污染,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公众参与政府环境信息发布问责初探

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是一切环境管理工作的起点.我国时下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问责是内部的,缺乏公众对权力的制约,导致存在种种问题,极大地制约着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因此,逐步引入外部制约是大势所趋.这一外部机制由公众参与考评、环境信息领域的独立监察专员和公民或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构成.外部参评机制的建构不能一蹴而就,宜和内部机制结合起来发挥作用,逐渐过渡到外部问责模式.     

政府环境责任与《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我国环境法律施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应当将《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这一现状的改变结合起来,在《环境保护法》中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笔者分析了为什么要强调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介绍了美、日、俄的环境基本法在政府环境责任方面值得借鉴的规定。鉴于我国的国情,《环境保护法》应当规定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重点构建积极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体系:提供环境公共产品(服务),执行各项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     

强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约束——基于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的缺失是造成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深层次体制性因素之一。改革方向是以完善行政问责制来推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约束,重点是将问责对象扩展为包括执行层面责任人的广义问责,这种问责方式最直接体现了权力执行层面--基层公务人员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必须正确认识与调整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由裁量权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强化行政问责制度性建设,从而有效地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重构我国环境行政裁决诉讼制度

环境行政裁决是解决环境民事争议的重要制度,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裁决诉讼不合理的规定是导致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放弃行政裁决权的主要原因。应当借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时机重构环境行政裁决诉讼制度,以充分发挥行政裁决在解决环境民事争议中的作用。     

多视野下的政府养老责任

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代际公平、法定责任、公共管理职能、国际经验等多个视角阐述了政府的养老责任。分析了我国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认为加大养老投入,提高我国老年人,尤其是特因老人的养老保障水平和生存质量是完全可能的。     

论环境规制中的法院角色——从环境公益诉讼的模式选择说开去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继法治化，滋生出一种通过诉讼方式维护环境公益的程序竞合，并引发了现实中的模式选择难题。"扬"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选择主张，根源于学界对法院承担环境规制职能的忌惮。实际上，在"夜警国家""福利国家"和"风险社会"，法院以私人讼争裁决者为底色，根据社会情势变迁还承担了环境规制制衡者和环境规制替代者的角色。法院的环境规制替代者角色可以从"代理彩票理论"中得到证成，加之法院和政府在环境规制中存在优势和功能互补的特性，双方的合作规制成为一种"次优选择"，这也就决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二元并重"才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应然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