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百年行程

我们以学术范型为重要关节点来研究中国 2 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国 2 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一个由 2 0世纪之前积蓄变革势能 ,到 1 9、2 0世纪之交从“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蜕变”,再到 2 0世纪 40年代之后的“定格”,最后到 70年代末开始“突破”的过程。这百余年的历史 ,有两个时段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最为耀眼 ,因而给我们感触最深 ,一是最初的二三十年 ,一是最末这 2 0来年 ;而中间几十年则略微平缓单调了一点。“学术政治化”是百年文艺学学术研究的总体特征之一。百年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 :要发展文艺学 ,必须不封闭 ,多元化。     

书法环境的缺失与重建——论中国书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从生态学这一崭新的视角对中国书法这一传统艺术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文章首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书法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历时性考察，提出书法艺术应与文化、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观点。其次，文章为中国书法引入“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书法环境的重建和书法艺术在新世纪的发展进行了前瞻性思考。     

对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百年回顾与反思

我们对中国 2 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初步认识是 :它是一个由 2 0世纪之前积蓄变革势能 ,到 1 9、2 0世纪之交从“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蜕变” ,再到 2 0世纪 40年代之后的“定格” ,最后到70年代末开始“突破”的过程。中国 2 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是由古典文论的传统的“诗文评”学术范型向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转换的历史 ,是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由“诗文评”旧范型脱胎出来 ,萌生、成形、变化、发展的历史 ;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论在外力冲击下内在机制发生质变、从而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历史 ,是学术范型逐渐现代化的历史 (现在正处在这个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 )。这是中国文论历史性的转变和发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危机中强制性的选择 ,同时也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选择。因此 ,对中国文艺学学术史进行回顾与反思 ,应该紧紧盯住近百年来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文艺学的历史发展中学术范型转换这个最显著的特点。这百余年的历史 ,有两个时段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最为耀眼 ,因而给我们感触最深的 ,一是最初那二三十年 ,一是最末这二十来年 ;而中间几十年则略微平缓和单调了一点。百年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 :要发展文艺学 ,必须不封闭 ,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传播的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以不同时期传播的侧重点变化为视角

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而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也逐渐传入日本,也就是在此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被首次传播到了日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国内经济形势与政治状态不断发生变化,这导致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部分在日本早期传播的进程中是不同步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日本路径是最主要的路径,因此了解日本国内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不同部分侧重点的变化就具有重要意义。     

在战争阴影下——从30年代初到二战结束日苏关系的演变

30年代初到二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的日苏关系是复杂多变的。战前,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直至发生流血冲突;战争爆发后,两国分别加入彼此对立的军事集团,却又长期维持着“中立”与“和平”。根据两国在二战爆发前后的战略态势和战略重点的不同,这一时期日苏关系可分为“日攻苏守”,“日苏中立”,“苏攻日守”三个阶段。下文试对此三阶段进行简单阐述。一、咄咄逼人的日本时代(1931～1939年)这一阶段是日本人握有主动权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满洲”,使日苏之间的缓冲地带不复存在,从而根本改变了日苏之间在远东的战略格局,使两国关系…     

马克思把握历史过程的双向考察方法

所谓双向考察方法,是指依据历史过程的走向而展开的不同向度的把握历史过程的方法,它包括逆向考察和顺向考察两类共四种。它们分别是从“现在”向“过去”和从“未来”向“现在”的逆向考察,从“现在”向“未来”和从“过去”向“现在”的顺向考察。马克思运用该方法,分别对历史过程中的自然次序、因果关系和发展次序进行了考察,而非单纯由果溯因的“从后思索”。在建构其理论体系、进行社会批判中,双向考察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与芥川龙之介

《今昔物语集》作为日本最大的说话集,于上世纪30年代前后被引介到中国,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对该作品的引介、翻译、研究整个过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日本文学在异域传播中比较特殊的现象.通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名人效应”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国人接受日本文学过程中所表现的被动与盲从.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以“和魂洋才”作为处理日西文化关系的总原则,二者极其相似,但其效果却大不一样。本文拟就两者的文化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探求其中的奥秘。     

六朝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正> 六朝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六朝时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活跃时期。本文根据有关考古资料与文献对此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做一概述。中日文化交流以往国内外有些史学工作者对3—5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江南地区与日本的交往重视不够,有的日本学者甚至称公元4世纪的中日关系为“空白的4世纪”,这是不科学的。现将六朝时期对日文化交流分述如下。1.中国文字和书法输入日本。据《日本书记》卷十四记载,百济人王仁带《论语》10卷、《千字文》1卷去日本,从此日本开始采用中国     

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