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门监督的发展路径及其与政治文明的互动关系

第三部门监督是政治文明发展到当代的产物,是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民制权"的体现.第三部门监督的发展路径是一个从提高公民合作技能,增进公民权利意识到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再到真正实践对政府与政府行为监督的过程.一个国家第三部门监督的程度与力度能充分体现该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促进政治文明的的发展;相应地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第三部门健康发展.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论20世纪初的宗族批判

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对宗族制度、家族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重新辨析这一主题的建构过程会发现,对家族的批判不仅是"个人"独立的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进行家族批判的另一个基本动力.对宗族制度的批判,对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倡导最终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得以确立,其中充满了歧异与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从宗族到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基层政权建设--以1929-1934年的闽西赣南为中心的考察

1929-1934年的闽西赣南地区,也被称之为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应用到各种具体实践中去,为以后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基层政权建设为考察对象,通过比较基层政权在此前此后的变化,力图揭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改变基层社会控制力量,达到"从宗族到国家"的国家建设目的的.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服务型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关系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范式也在经历着历史的嬗变,二者的关系由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绝对领导范式,到现实状态的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相对主导范式,最终将走向平等的合作互动范式,这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的必然选择。     

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自治机制——以万载辛氏宗族为例

清代的江西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大的地区,又是一个农村社会很稳定传续的地区.这种宗族势力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宗族有着一套很完备的自治机制,而乡绅掌控着这套自治机制,从而控制着农村社会稳定地传续与发展.故此.通过以清代万载县的第一大宗族--辛氏宗族为个案来解读这种自治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剖析清代江西的农村社会状况.     

现代化进程中闽南宗族的变迁——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闽南出现了传统宗族活动复兴的现象,但以往具体的个案研究不多。本文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在社会功能、宗族管理、宗族之间关系以及女性参与等方面的变迁。闽南传统宗族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宗族在不断调适自身功能的同时,还通过投入当地经济建设,吸引海外宗亲力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继续发挥着作用。     

宗族与减贫——基于贫困地区的研究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宗族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农村贫困地区宗族关系和农村贫困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宗族多样性越大,以贫困差距比、贫困缺口平方、收入差距比为指标度量的贫困状况显著减小。因此,宗族可能通过阻碍市场化和村民自治给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此说明在农村扶贫和促进村庄发展中不能忽视农村宗族等传统因素的影响。     

清代锦屏文斗苗寨的宗族与宗族制度——兼及林业经营中的"家族所有制"、"家庭私有制"争议

对锦屏林业契约的研究已渐成学界的热点.就锦屏文斗苗寨的宗族与宗族制度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可以看出,宗族因素对文斗的林业经营是有影响的,但并非完全采家族共有制形式,而是同时有个体家庭所有权形式的存在.     

论现代村落中宗族家户系统与农村权力结构——以广东省夹坑村为例

对现代村落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权力关系失衡的一个切入口。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国家在农村的地方代言人,通过分析自然村落中宗族、家户与村长的现实权力关系,可以达到揭示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以上三者之间出现的权力分离现象,重新构建现代村落的宗族家户系统和农村权力结构,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认同的目的。     

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侵权问题研究——以“腾讯与360之争”为视角

根据其开发是否获得软件著作权人的许可,第三方软件可以分为授权的第三方软件和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即第三方未征得主程序软件著作权人的同意而擅自针对主程序软件进行开发的辅助性软件。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也可以影响或改变主程序软件的具体应用功能,其中较为普遍的技术手段是修改与拦截。采用不同技术手段的第三方软件,其法律性质并不相同。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是否构成侵权应根据不同的技术手段进行具体分析。     

"参与式治理"——第三部门与政府关系探析

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各种民间组织和公共组织。本文对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现行体制下两者关系的错位作了一定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参与式治理"的关系模式。     

关于民营经济应对第三次创业潮的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进入 2 1世纪后 ,我国民营经济迎来了第三次创业潮的到来。第三次创业潮的基本特征是 :1.民营企业在制度创新中 ,进入了公众股份制的改组改造新时期 ;2 .民营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成为区域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的主体 ;3.民营经济成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主力军 ;4 .民营经济在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中 ,表现出了踊跃参与国有资本重组态势     

法治理想与公共领域的转型

法律移植是建设法治国家和社会的必要路径,既要考虑到法治的普适性也要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和地方性。传统中国强调国家对社会的高度统摄,但是这种理想化的治理模式在事实上面临着诸多困境。而相对中立的士绅阶层的生长对于国家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一方面化解了高高在上的法律的冰冷,使之得以被民间接受,另一方面则将法律的实施效果反馈到上层,最终达到法治。正是由于这种惯性,现代中国的法治国理想依然取决于公共领域的发育和成熟。     

"第三条道路"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条道路"是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问题提出的.它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及国际关系方面都提出了中庸而又务实的方略.这在某些方面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诸多的借鉴意义.     

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论后发展效应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影响——以"第三条道路"为例

民国时期产生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实践,这与后发展效应的影响密切相关。知识分子作为中国 现代化的启动力量,"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必然受到后发展效应的影响。探讨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 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现代化。     

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方评价研究——以增值评价为视角

国家出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将增值评价与过程评价、结果评价、综合评价结合在一起作为教育评价的科学手段,使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方评价获得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基于此,从增值评价视角出发,结合具体的调研情况分析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引入第三方评价的必要性,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方评价的现状,以及从评价理念的确立、评价主体的选择、评价方案的制定、评价指标的设立、评价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评价结果的反馈分析等入手,探索构建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方评价体系的策略,希望能够对高职院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