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谶纬兴起的文化因素分析

谶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有着广泛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春秋战国时齐学家们整合的阴阳五行"思想律",为谶纬提供了阐释社会现象强有力的工具和理论框架。儒学被定于一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为谶纬获得政治的强势地位提供了攀附的基础。汉代浓厚的神秘主义思想信仰是谶纬得以兴起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国汉字产生的神秘过程和汉字结构特征也为谶纬的制作者提供了便利。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孔孟荀编”项目启动(1900-2000年)

<正>"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孔孟荀编"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项目的设计者为颜炳罡教授。2012年7月18日,"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孔孟荀编"项目启动仪式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该项目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并就项目的实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是继"《十三经注疏》     

西魏北周时期的社会思潮

<正> 西魏北周(535—581)是鲜卑族宇文氏掌权的两个封建王朝。在其汉化、封建化改革的过程中,继承了北魏入主中原后的意识形态,也继承了魏孝文帝等人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笔者试就这时期的社会思潮略加探讨,以求教于读者。魏晋南北朝是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春秋战国之际兴起的儒学,在汉武帝时被定为一尊。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使儒学受到冲击。佛、道二教乘时发展,逐渐与儒学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同时又相互交融,为各国统治者一并或分别利用。在南北朝时期,南朝呈现出玄学、佛教、道教与儒教思想混合交融的形势;而北朝则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不任儒者”并非“不重儒术”——论汉初文、景两帝的崇儒举措

汉初文、景两帝重黄老而轻儒术,是在当时的政治统治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实则文、景两帝同样非常关注儒学并实施了相应的崇儒举措.在汉初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文、景两帝对儒家经籍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构筑了汉初统治集团的文化知识体系,发展了儒家的政治统治思想;文、景两帝为儒学政治地位的确立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使得儒学在汉初的政治统治中占得了一席之地,为汉武帝时的迅速崛起、以及汉代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汉代儒学中的《大学》本义

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在工夫论中,“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北朝政治文化探析

北朝政治文化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正是儒学在北朝逐步确立自身主导作用和正统地位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北朝的汉化以及民族融合、南北统一奠定了深层的文化基础。     

金朝图书流通与东北儒学传播

金朝运往内地的辽与北宋典籍为东北儒学传播奠定了基础,入金辽、宋文人携带的书籍加速了儒学的兴起与发展,学校中流通的金朝出版的经史书籍为东北儒学传播提供了媒介。金朝的儒学传播体现了金统治者对儒学文化的认同和传播学中的二级传播理论,表明图书流通是东北儒学传播的重要因素,不但扩大了儒学传播范围,也加速了东北地区儒学传播的速度。     

孔孟儒学与现代家族企业文化建设

现代家族企业文化建设存在许多不足,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以西方管理理念为基础还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架构自己的文化体系。本文认为家族企业文化建设应立足于孔孟儒学合理的思想成分基础之上并用现代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予以提升,其中的契合点即孔孟儒学“仁”和“礼”这两个思想体系。其中“仁”对应的是理念体系方面,“礼”对应的是制度体系方面。孔孟儒学对现代家族企业文化建设有较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及得失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方面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个方面,即儒学在思想、道德、宗教、价值观方面的表现,与儒学在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及政治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紧密关联和互动,不仅构成了儒学的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孔子的仁-礼思想结构,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秩序结构的基础,既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又是对社会治理的探讨。从思想与文化,社会制度与文明传统的角度来探讨孟、荀对孔子学说的发展及意义,孟子继孔子之仁,发展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宗教伦理的思想基础。荀子继孟子之后改造了孔子的"礼"(注:孔子之"礼"关注社会秩序,荀子之"礼"关注政治秩序,是为改造),主张隆礼尊君,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教合一的制度文化的基础。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形成外儒内法统治思想的两条主线,即外仁政,内礼法。董仲舒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践中弥补了孟、荀对儒学发展的缺失。     

试论儒学对日本古代法文化的影响

试论儒学对日本古代法文化的影响何勤华孔子创立、并经其弟子们发扬光大的儒家学说，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中国官方的统治思想之后，也开始浸入中国的法律之中，成为中国法文化的基础。这一过程至隋唐得以完成，中国的法律＂一准于礼＂，儒学与法律水乳交融...     

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要内容的民本思想,其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与封建君权相互调节,相互强化;与封建专制相互依存,相互背离;与尊君思想相反相成,互成一体。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都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意是政权的基础,民生是治国的出发点,但是,两者在政治观、历史观、伦理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都肯定了人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关怀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两者在理念、价值、实现途径和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着质的不同。以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为背景,实现"臣民"向"公民"的根本转变、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以及民本与西方人本的当代融合,自觉地对民本思想进行现代转型,才能使它在当代获得新生。     

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

社会风气是文化面貌的重要表征之一。两汉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急”到“谨厚”、由狂放到保守的变化过程。汉代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受经济条件、政治演变、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规定和影响,它们皆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的普及,统治观念的转变,是导致汉代社会风气发生变迁的最主要因素。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管理变革趋势

本文从传统管理的困境出发,提出了经济知识时代的多个管理变革趋势即管理理念向发展型理念、柔性与集合管理理念、知识人格管理理念变革;管理结构变革是科层制的消解和网络式结构的创立;管理功能与本质则是创新管理变革;管理要素变革为知识管理、数字化管理和风险管理;管理过程机制变革为新型激励机制和组织再造发展的机制;管理方式变革是现代化管理手段、民主参与方式的变革;管理文化的变革则是综合交融式文化网络管理和虚拟管理文化的建立.     

儒术独尊下汉代仕进机制变迁与太学肇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是西汉中前期的重要文化事件,对于汉代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建构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独尊儒术在学术层面终结了诸家并立的既有格局,使思想文化的统一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儒学精神下察举机制的兴起,逐渐取代了汉初群臣多军吏的局面,推动了帝国官僚职业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两汉时期仕进机制探索的重要成就。太学兴建,使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基础展开的诸多制作具备了长期持续的制度基础。不过,儒学精神引领下的西汉帝国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儒术取得独尊地位而有所缓和,二者之争反而表现出日益激烈的发展态势。     

国学大师蒙文通论儒家经学与诸子学

国学大师蒙文通探讨了由儒学到经学的发展过程,指出先秦时期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到了汉代,儒家经学融会百家之长而综其旨要于儒家,取代诸子百家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     

儒学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

本文探讨了当代儒学定位的客观基础和主要依据 ,对 80年代以来东亚的崛起和随之而产生的文化伸张之要求做了简要的叙述 ,指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基调的后冷战时代 ,儒学的境遇和所面对的问题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此 ,我们对本世纪主流的批判性话语所塑造的儒学形象 ,以及历史还原主义的研究方式所探求的儒学意义 ,均需做重新检讨和深入反省 ,只有重置前瞻性的理念 ,儒学的现代性联想才会勃然涌现。和时间上的向前看相呼应 ,当代儒学定位的空间坐标也需要放大 ,应该摆脱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观念的狭限 ,重新显扬儒学的普遍性意义 ,在全球性和地方性的交融互动之中 ,使儒学真正地走向世界。最后 ,我们强调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 ,儒学应该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参加到文明对话的行列当中 ,通过对话 ,消除歧见 ,增进理解与宽容 ,达致和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