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意识形态价值理论探析

卢卡奇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上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与人的合类性活动和合目的性活动相胶着的总体精神力量,无论它是作为总的观念系统还是作为某种具体形式的精神生活方式.它总是既外在又内契地支配着人类的具体生活过程,呈现为与人类物质生活过程伴随始终的价值系统.卢卡奇在对意识形态作本体论考察得出意识形态的不可规避的价值性的结论的同时,又进一步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社会历史的自为性的决定力量.这是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决定论"的一贯体现,也是在当今时代探讨卢卡奇思想需要厘清的一大缺憾.     

理性视野中的刑罚人道主义

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与人权保障精神体现在刑罚原则方面,即为刑罚人道主义。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对于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理性的、客观的、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刑罚人道主义的正确内涵。目前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刑罚人道主义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往往会出现对刑罚人道主义的滥用。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司法机关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我国的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得以人道地行使,使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有效地贯彻和落实,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法律信仰,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并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刑罚轻缓化的实践范式及其价值蕴涵

刑罚轻缓化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体系,刑事司法上尽量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刑罚改革趋势.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主题,刑罚轻缓化主要体现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三种实践范式.推行刑罚轻缓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彰显刑法的谦抑性价值,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同时还有利于提高犯罪人的改造质量.     

刑罚理性与规则意义

刑罚理性支配现代刑罚制度的运作。它用规则设定刑罚活动的基本轨迹 ,刑之法定提供适用刑罚的确定形式 ,刑与罪相应保证刑罚公正和刑罚权的安全行使。它兼顾刑罚个别化、刑罚经济性等效率取向 ,将其限制在规则的底限。刑罚理性还确认刑罚“场”的存在 ,强调各种作用力的整合、平衡 ,并在法律中注入感化、教育超出惩罚的人文因素。     

论刑罚权发动的理性节制

刑罚权自身具有无限的扩张性,它的非理性发动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对此加以有效的节制。社会正义从道义上和高昂成本从经济上成为制约刑罚权发动的两个重要元素。在对刑罚权进行理性节制时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以宪法为纲、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接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牵制。     

论非刑罚处罚的性质

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性质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争论较大。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它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本文从立法、司法、非刑罚处罚方法性质本身等多个角度论证,认为其不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而是一种由犯罪行为属性所决定的附随性后果,体现的是法律对犯罪行为追究的多重性、多层次性。     

刑罚轻缓化是和谐社会刑罚模式的必然选择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刑事法治中的刑罚模式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刑罚轻缓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社会文明进步在刑事法治领域的体现,和谐社会在刑罚模式的选择上必然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刑罚轻缓化.实行刑罚轻缓化,应树立人道主义观念,反对酷刑;破除刑罚万能和重刑主义的观念;消减死刑;完善监禁刑;改革、增加非监禁刑;从立法上完善缓刑以及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方法;引进恢复性司法制度;制定刑事执行法,改革行刑制度,逐步实现行刑社会化.     

探寻刑罚伦理价值目标

社会秩序对于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来说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人们过度崇尚用刑罚的强制力保障秩序,忽视伦理在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所起的广泛的、深远的作用,那么再严密的刑事法律和政策在犯罪浪潮面前,只能力不从心。因此国家刑罚权的实施应建立在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做到最少的刑罚维护社会秩序,并最多地保留个人自由领域,力求自由和秩序的合理平衡,实现正义价值。     

西藏刑罚制度的变迁与刑罚理念现代化

刑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法的起源，中国古代法律“重罚而轻罪”。西藏地区早期法律作为中华法系的部分，在此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其刑事法律中罪名极少而刑罚繁多。直到民主改革后，随着刑法在西藏地区的执行，其传统的刑罚观念才逐渐走向现代化。本文从考察西藏刑罚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着手，分析了现代刑罚理念对传统刑罚观念的冲突与发展。     

实现刑罚轻缓化——我国刑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惩罚和预防犯罪依赖于刑罚,而要确保刑罚体系的有效运转,就必须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刑罚结构。通观目前我国的刑罚结构,明显体现了重刑结构的特点,但这种重刑结构却日益显现出弊端。因此,调整我国的刑罚结构,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势在必行。经过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重刑结构向轻刑结构转变、实现刑罚轻缓化将是未来我国刑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以刑罚价值论为视角的考察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是死刑问题最艰巨的环节,解决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问题,也就解决了死刑限制的大部分问题。我国各种死刑限制学说只是针对死刑限制的表层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没有就如何限制具体犯罪的死刑问题挖掘深层次的理论根据。以刑罚的价值论为视角,厘清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价值取向,确保死刑的适用符合死刑存在的价值才是死刑限制的深层理论根据和统一理性前提。     

网络广告的价值取向分析

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形式,网络广告是社会价值观念不断被传送、强化和公众接受社会文化教化的过程。目前网络广告呈现出多种价值取向,积极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弘扬民族精神和社会公德、张扬个性、鼓舞斗志,消极的价值取向体现为重利轻义思想严重、宣扬享乐主义、网络色情广告泛滥、挑战社会公德等,成为互联网世界中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广告主和网站经营者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网络经济的发展与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的矛盾、行业规范的缺失与技术监控的瓶颈、从业人员缺乏道德素养与受众的主体意识退化等。     

量刑程序改革之思考

量刑程序对于保障量刑公正、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混合式的量刑程序存在许多不足,必须进行改革。同时,司法机关的改革试点、学界的学术研究、国外成功经验等也为其改革提供了条件。但改革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既要注意合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又要注意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构独具特色与符合国情的量刑程序。     

论量刑失衡及其对策

量刑失衡又称量刑偏差,是指机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在适用相同法律时,刑罚裁量相差悬殊的现象。其形成原因在于量刑主体主观过错,即量刑操作者由于个人认知水平与能力、情感、性格等因素而导致的量刑失衡。量刑失衡的对策应是量刑平衡,其内涵要求审判机关在前述条件不应当在同一刑种与刑度内裁量刑级;其实现的路径是增强立法协调,适时颁布解释,提高法官法律职业教育,建立判例法体系。以此纠偏量刑失衡,提高量刑平衡的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死刑立法比较研究

大陆死刑的法典立法模式要优于台湾地区死刑的综合立法模式。大陆死刑适用条件比台湾地区具体复杂,而台湾地区对80周岁以上老年人不适用死刑。大陆死刑适用范围远远宽于台湾地区死刑适用范围。大陆刑法中存在绝对死刑,而台湾地区刑法则没有绝对死刑。通过比较得出对我国大陆死刑改革的启示是：刑法修正案是死刑立法改革的良好形式;要探讨死刑适用对象的年龄上限;在立法上缩减死刑的适用范围;取消刑法中的绝对死刑。     

基准刑:撬动法定刑的阿基米德之点

基准刑是量刑过程的核心,是撬动法定刑的阿基米德之点,是量刑均衡可资量化的硬性指标,是进一步适用量刑情节的基础和前提。与基准刑相关的量刑要素应当反映犯罪的基本内核和刑罚的内在本质,依据犯罪行为的可谴责性大小(包括违法性大小和有责性大小)在给定的刑罚幅度内进行排序是确定基准刑的有效方法。     

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法定刑配置检视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以及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决定了法定刑的配置应当遵循明确性、适正性、匹配性和谦抑性原则.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法定刑违反刑罚配置原则,造成刑法预期与现实的严重脱节,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调整法定刑或者严格适用较高法定刑.     

刑罚配置视域中刑阶动态衔接问题研析

刑阶衔接是实现罪刑均衡的前提要求。尽管从静态上观察我国刑罚基本上实现了刑阶的衔接。但引入动态观察的视角就会发现在实然衔接上我国刑阶尤其是生刑与死刑的刑阶存在很大的断裂。其根源在于本有的衔接性刑阶被虚置化,而刑罚执行制度对于其本有刚性的破坏更是恶化了这一断裂的现象,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强化生刑的严厉性,这种强化并非对刑罚轻缓化的违背,而是实现的真正保障。至于维持生刑刚性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完全可以通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以弥补。     

文物犯罪的死刑适用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死刑规定的罪名中不乏文物犯罪之类的贪利性非暴力犯罪,但是无论从刑罚发生的根据、文物犯罪的发生机理还是从刑法的公正性上来看,对文物犯罪适用死刑都是不合适的。此外,对文物犯罪适用死刑还不利于国际间的司法协助,对打击跨国文物走私案件造成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对文物犯罪的死刑适用是有必要的。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应当从对文物犯罪这种非暴力的贪利性犯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