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钦定西藏章程》及其历史意义

清乾隆五十八(1793)年,清军击败了入侵后藏地区的廓尔喀军以后,统军主帅福康安根据乾隆授意会同达赖、班禅等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该章程的实施对清代西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本文试通过分析该章程的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对其历史意义略作论述.     

福康安在藏整顿吏治与减免租税思想初探

18世纪末,廓尔喀军队侵犯我国西藏,清军将领福康安率兵赴藏予以抗击.取得胜利后,针对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日趋腐朽,某些寺庙僧侣、地方官吏无偿滥用乌拉差役,使农牧业生产萧条,民不聊生的实际,召集相关人员议定治理西藏章程.随着章程中的各条款的实施,尤其是整顿吏治与减免租税等条款的实施,使西藏地方的一些现行政策、法律得到较好的规范,进一步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边疆的稳定,促进了西藏各方面的发展.     

藏军番号的汉译名应改为“团”

编辑同志: 过去许多文章、书籍中,写到藏军部队番号时,都使用“代本”一词,如“藏军第4代本、6代本”等等。其实,这一用词是很值得研究的。 藏军部队的番号名称为“玛噶”,字意为“兵营”、“营房”,相当于团。“玛噶”最大者1500人,稍大者1000人,多数为500人。藏军部队番号出现最多时,是在1950年秋冬的昌都战役前后,藏政府大肆扩军之际,曾经扩编到16个“玛噶”。按藏文三十个字母的顺序,藏军各部分别称为“噶当玛噶”“卡当玛噶”     

藏军若干问题初探

人所共知,军队是执行军事、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国家专政机器的主要成份,也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利益的主要工具。我们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就不能不研究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体制,不能不研究藏政府的主要成份之一——藏军。藏军是原西藏地方武装部队的简称。历史上这支军队在抗击廓尔喀、英帝国主义、锡克(森巴)和准噶尔等外族入侵,保卫祖国边疆、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曾建立过功     

藏军军旗问题研究

藏军军旗是西藏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一面原本仅仅代表西藏藏军的旗帜,在历史叙述中被篡改,直至被阐述为“西藏国旗”.一个原本性质明确、边界清晰的事物,在经过偷梁换柱的一番修改后,竟然以讹传讹,成为一些国外藏学研究者正式使用的概念.追溯藏军军旗起源、喻意及其被重新定义的历史过程,对于澄清事实,还原历史真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道——一个扭转历史车轮的地方

在湖南省西南边陲,有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通道侗族自治县。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隅之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中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页。这是一个扭转历史车轮的地方。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从这里开始,由曲折转向胜利,由逆境迈向辉煌!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准备经通道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急电各路“追剿”军和湘、桂、黔军阀进行围堵,妄图在通道以北将红军消灭。12月2日,“追剿”军总司令何健命令湘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队一面移兵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线堵截,一面分兵尾追。12月10日,当工农…     

元代的探马赤军

探马赤军是在蒙古帝国、元朝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军队。探马赤军问题中,特别重要的是探马赤军的构成情况以及探马赤军的归属问题。本稿的目的在于弄清楚这些问题的实质。一、关于探马赤军构成情况的各种观点《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四一)军制之条以及《元史》卷九八《兵志》中记载:“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这是说明探马赤军构成情况的唯一史料。在综合其他有关史料研究探马赤军的构成情况时,一定不要离开这唯一的史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诸部族”的解释。那珂通世先生认为:探马赤是镇守兵;《元史·兵志》记载的“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是把诸     

福康安力主在西藏铸造银币思想初探

藏历阳水鼠年(公元1792年),武英殿大学士、嘉勇公福康安率兵击败廓尔喀军队入侵我国西藏后,依据西藏地方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力主在西藏铸造银币,使外国货币无所居奇,维护了国家的经济独立和货币统一。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本国铸造、使用本国的法定货币是国家拥有主权和行使自身权力的标志;货币流通的区域,代表着国家统治权行使的区域。大凡属于中央集权的主权独立国家,一定要掌握和统一货币制度,特铸币权牢固地控制起来,决不能容     

蒙古军平“大理”路线考辨

一二五三年蒙古军平“大理”问题过去曾有几位学者作过研究,有的看法颇有见地,值得称道吸取,也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兹不揣翦陋,提出点滴心得,向广大读者请教。 第一,平“大理”的蒙古军是否三路都到达了大理?有的说,东路军由诸王抄合也只烈率领,拟南下至今宜宾,入滇东北,再西向大理城,但此路兵可能是受到当时四川方面的南宋军队的阻击而不得入。这一意见显然是认为,当蒙古军进攻“大理”时,抄合也只烈率领的东路军尚被阻于川西,并未到达滇西参加战斗。     

福康安力主重开西藏与周边邻国贸易思想试析

藏历阳水鼠年（公兀1792年），钦定赴藏大将军福康安率兵击败入侵我国西藏的廊尔喀军队，回师拉萨后，依据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力主重开西藏与周边邻国的贸易，以免除长途转输之苦，就近解决西藏人民生产、生活用品的需要。在敞开国门，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今天，重温这一历史事件．对于加快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快西藏的改革开放，将会有所研益。为此，本文便对福康安处理西藏善后事务中的力主重开西藏与周边邻日贸易的思想作以探讨，其它等项暂拟不予涉及。有不妥乃至错误之处，敬析方家和同江赐教。勤劳、智慧和富有…     

藏北达木蒙古再探

清朝初年,固始汗征服卫藏以后,留驻一部分蒙古兵驻扎杜北腾格里湖畔的达木草原。这支蒙古兵逐渐成为驻藏军队的主力,是护卫西藏政治中心的武装力量,并被清廷编组为达木蒙古八旗。到清末,达木蒙古逐渐藏化。     

“宗主权”的提出与加剧:1898至1921年英国侵藏政策的演变

1898至1921年是英国以“宗主权”为中心的侵藏政策的提出、实施和基本确立的时期.为与俄国争夺中亚细亚,寇松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寻找时机发动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随后,英国声称西藏是“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与俄国舍谋以中国只有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继之,英国加快侵藏步伐,企图强迫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并要求俄国同意其在西藏“行动自由”.1921年,英国政府采纳贝尔的建议,一方面反对中国政府恢复设置驻藏大臣和派驻军队,一方面企图制造“大西藏”以分裂中国,以这两大内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     

磨盘山关帝庙铜钟

磨盘山关帝庙位于布达拉宫以西约一公里的巴玛日小山岗上,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大将军福康安等清朝驻藏官兵创建,乾隆五十八年竣工。当关帝庙建成之后,福康安等人为了炫耀自己的功德,名垂万世,更立碑铸钟,大名刊铸其上。石碑至今耸立于关帝庙,铜钟保存在自治区文管会.此铜钟铸于乾隆五十八年春正月,是西藏目前所知最大的一件铜钟。钟通高1.32米、口径1.08米,呈喇叭形口,四覆瓣式钮,钮中间有一圆孔。钟外表有上下两周铭文,上边一周铭文为篆体,字体较大,排列稀疏,共16个字,四字一句,即“皇图巩固,     

试论1917年—1918年川藏纠纷的性质

1917年7月,驻守昌都一带的边军与藏军因故起衅,战火陡起,川边十余县尽落藏军之手。英人亦插手其间,频繁活动。此后虽经“和谈”,但昌都等地悉归西藏地方政府统辖。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是“西藏地方政府背叛祖国,分裂西藏。”这种说法,至今尚有一定影响。对此,本人不敢苟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判断一个战     

福康安在处理西藏事务中的若干经济思想

福康安(?—1796),满族,清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字瑶林,清代大学士傅恒之子,孝贤皇后之侄。乾隆时,以勋戚由侍卫授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曾任云、贵川、闽浙、两广总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封贝子。曾镇压过金川、台湾、甘肃回民及湘黔苗民等的起义。他统兵多年,在军奢侈无度,糜费极多。但另一方面,在反对外敌入侵方面也建立了功勋,是有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其用兵有胆略,生平未尝挫衄。乾隆皇帝对他的评     

民居接待产业化:嘉绒藏族牧民增收的一条新途径

嘉绒藏族属于藏民族的一支,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嘉绒”是“东方嘉尔木察哇绒”的简称,意为藏区东部与汉区的结合部,世居此地的藏族被称为嘉绒藏族。嘉绒藏族世居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的15个乡镇,总共有5万多人,长期以来与汉族、回族和羌族等民族杂居,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最近在藏民族地区的实地考察发现,嘉绒藏民族利用其特有的民居建筑———碉式藏寨———这一独特的人文资源,发展“民居接待”的特色旅游业。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增收方式的一次重大创新,是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民居接待产业化”发展模式值得推…     

略论福康安廉政爱民思想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清朝治理西藏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典,也是研究西藏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不少学者根据章程的内容对福康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思想进行了研究,但几乎没见到关于其廉政爱民思想的说法。文章通过对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分析研究,认识到福康安廉政爱民的思想非常重要,对现实社会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于藏棋研究的几点思考

藏棋是一种在藏民族中广为流传的棋类游戏,千百年来一直受到藏族人民的喜爱.藏棋种类众多,根据藏棋的布局、着法以及棋盘线路、形状等规格大致可以分为“夹棋”、“密芒”两大类型,二者间有着明确的区别;作为藏民族重要的文体活动,体现出无欲则刚、辩证的思想;从棋具、着法等层面看,围棋与藏棋间存有较大的相似度.     

清朝驻藏大臣的“请训”与“陛见”考

驻藏大臣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与上级、同僚、下属、管理对象等发生联系时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制礼仪,这些规制礼仪共同组成了驻藏大臣的沟通机制。驻藏大臣的沟通机制在顺畅驻藏大臣与各相关群体之间的联系,彰显驻藏大臣的地位,进而保障驻藏大臣职责的正常履行及宣示清朝中央政府对藏主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驻藏大臣在上任和卸任时会受命前往皇帝处进行“请训”与“陛见”,虽然这两项规定是相关大臣与皇帝之间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并非针对驻藏大臣而设立,但在执行时被驻藏大臣赋予了一些特性。文章通过分析“请训”与“陛见”规定的“发展沿革”“执行情况”“意义效果”等内容,认为这两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皇帝及朝廷有效了解西藏情形、面授机宜、指导治藏工作发挥了切实有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治理的高度重视。     

论宋代蕃兵的民族构成和分布

由于宋朝实行“崇文抑武”政策，限制武人势力，造成有宋代特别是北宋军队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造成“发兵之权”和“握兵之重”的分离。作战时授以阵图，按阵图布阵作战，否则虽胜亦罪。“将师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军队布防战线太长，作战正面宽，难以迅速纠集。而西夏“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动员无技术上的困难”，更有“步跋子”和“铁鹞子”等精锐步骑。在这种情况下，宋军对夏战争中多遭失败。尤其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三战中，宋军损兵折将，威风扫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