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失范与制度匡正

数字音乐繁荣发展，数字音乐著作权人维权的侵权案件数量却非常少，维权欲望低源于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领域中法定赔偿适用失范，表现为严重同案不同判和法官随意裁量数额。因对法定赔偿本质认知偏差导致其适用失范，法定赔偿仅是民事诉讼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应用。法定赔偿应以完全赔偿原则为目标，以权利人实际损失为确定标准，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无法适用时发挥作用。因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后果附带的公益性，在数字音乐著作权人无法自行举证形成实际损失的高度盖然性心证时，法官应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认定权利人实际损失，以作法官酌定赔偿数额的前置程序，且法官应按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用的先后顺序调取相关证据。若仍无法形成权利人实际损失的高度盖然性心证，由法官对侵害中实际网络传播次数进行调查，综合考量侵害行为方式等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实际举证情况、侵权行为方式等因素，在不同赔偿数额区间中确定赔偿数额。     

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数额的司法决策因素检视及因应

品种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识别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决策因素,以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进而激励育种创新,实有必要。以2002-2023年侵害品种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为样本,分析其时空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且判赔额较低,提高法定赔偿上限的立法举措效果甚微;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量化标准,维权合理开支定位不清;锚定效应、审判经验等因素对司法决策影响显著。为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质效,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通过严格适用法定赔偿,消除举证责任障碍,降低证明标准,以克服法定赔偿“泛化”适用;通过确立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和规则,另行计赔维权合理开支,以避免裁判的主观性;通过提高司法决策信息质量,提升法官素养,提供司法决策空间,以减少锚定效应,保证裁判的公平性。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存在定性不清、适用过滥的问题，由于对酌定情节在把握尺度上存在差异，法定赔偿缺乏应有的精确性，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立法本意。解决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面临的问题，必须坚持非惩罚性原则，不仅权利人应当就侵权损失承担举证责任，而且客观上应当尽量缩小法定赔偿的酌定范围，以增强法定赔偿额的可预测性和司法统一性。     

精神损害赔偿适用原则和量化标准探析

精神损害行为法采取的是"限制财产责任方式适用"制度,目前这一制度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弊端和负面作用.因而,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行为法.精神损害行为法应该以拟制的等价赔偿、综合衡量、赔偿数额最高限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为原则,并结合法定、酌定及其他各种因素将赔偿范围和赔偿数额的标准予以量化.     

论全部赔偿原则对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的指导价值

全部赔偿原则是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指导原则,有利于防止我国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在适用中的泛化现象以及随意性。为了著作权法定赔偿的适用能贯彻全部赔偿原则,应建立对作品价值的正确理解,设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法定赔偿幅度,强化举证程序,并在法定赔偿额的计算上考虑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     

“命价”视野中死亡损害赔偿的计算及其完善

死亡赔偿是对死者之外民事主体物质性利益和精神性利益的赔偿。一般的物质性损失须以实际发生的损失额为计算标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则应采用有限制的定额化方法。常态性的精神损害可实现定额化赔偿,一般的精神损害则应在法定限额幅度内,由法官参酌影响因素酌定赔偿。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协调适用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自引入至今一直存在着适用不足的问题，而法定赔偿不仅挤占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适用空间，还代行惩罚功能，二者之间缺乏清晰界限，造成适用关系的混乱。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适用关系主要有单一模式、分立模式、融合模式三种，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主要法律均采用分立模式，经分析融合模式才更符合我国实际。适用融合模式，首先要放弃高精度期待并采用综合性计算方法，其次要保留法定赔偿的效率优势，再次确定回归补偿性本质的法定赔偿可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最后是理清惩罚性赔偿的实践逻辑。     

对我国版权侵权赔偿制度的结构性反思

版权侵权赔偿制度内部应呈现出均衡性的构造特征,即各构成要素的适用机会相同且共同承载着实现矫正正义和侵权阻止的功能。由于作品"特定物"属性的存在、对法定赔偿的误读以及片面追求司法效率等原因,均衡性内部构造却以非均衡形态呈现于实践之中。构造体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偏差容易造成"版权诉讼动力不足"与"版权诉讼动力过足"的双重效应,同时会助推版权禁令救济的过分适用。针对实践中非法定赔偿要素适用不足与法定赔偿要素适用过分的难题,我们应分别采取逆向消解的应对思路,可通过市场化的版权定位、版权判例法功能的释放以及版权损害举证责任的合理配置等路径强化非法定赔偿要素适用的动力,并借助相应程序法机制减少法定赔偿要素过分适用的内在激励。     

中西法官保障制度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对中西法官在任期、薪金、司法豁免、弹劾程序等保障制度方面的比较,提出了完善我国法官保障制度的相关建议：在任期方面,应适当延长专业水平较高的资深法官的退休年龄;在薪金方面,应在精简法官数量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法官待遇;在司法豁免方面,应明晰司法豁免权适用的条件和情形,建立较强意义上的法官司法豁免权制度;在弹劾（罢免）方面,从扩大法官罢免对象的范围、规定罢免法官的法定事由和罢免前的调查程序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官罢免制度。     

罪刑法定在我国的困境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事法治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法治的实践表明: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罪刑法定的宗旨在实践中就无法实现,所谓罪刑法定也就可能只具有符号意义。要建立起真正的刑事法治,我们必须注重原则以外的制度建设,建立法官能动的刑法适用机制。     

论著作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额的确定

如何确定著作权的法定赔偿额,一直是困扰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难题。依据民法的侵权行为本质以及著作权的价值,著作权法定赔偿额的确定应采取基准式,应以作品的稿费、版税或许可使用费作为确定法定赔偿额的基准来确定法定赔偿额。同时,调查取证费和律师费等必要合理开支不应计入法定赔偿额,并要区别对待著作人身权、著作财产权侵权损害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     

论我国著作权登记制度的完善

著作权登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有的著作权登记制度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不明确,缺乏统一的著作权登记体系,救济制度不健全。应借鉴域外先进经验,明确著作权登记的性质和效力,建立统一的著作权登记机构,统一著作权登记的内容和程序,建立著作权登记救济和赔偿制度,从而完善我国著作权登记制度。     

中医院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中的知识产权法研究

在介绍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中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各种法律法规后,着重分析了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原则,指出必须加强立法,尽快制定图书馆法,以及强制许可制度及版权补偿金制度,同时要完善和加强著作权集体管理机制,为中医院校图书馆的发展和数字化中医药文献的版权保护提供一些法律依据。     

中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比较研究

著作权客体属于准公共产品,法定许可是为了促进"物尽其用"而将部分作者权利交由适格者行使.美国法定许可制度以反垄断、市场定价和保护公众知情权为原则.在作者权利保护上,主要有表明其身份、保护作品完整、广告插播和收取许可费的权利.被许可人的权利则主要为实施权和因实施而产生的相关著作权.双方都有在实体和程序上配合对方实现权利并进行取证的义务,对违反义务的行为原则上承担过错责任.在许可费及其相关条款的确定上,采取协议优先原则;难以达成时,由行政裁决和司法诉讼依照市场价格作出决定.中国在系统性的法定许可制度方面可以吸收美国经验,但其"默示许可"方式有一定长处,可以有条件地予以保留.     

论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抗辩

为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提供一个抗辩机制,是著作权限制的一种形式,目的在于协调作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行为抗辩机制的主要内容有合理使用、法定许可、著作权的失效和诉讼时效过期等几种情况。     

试论版权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版权地域性的弱化使版权取得了间接的域外效力,从而产生了版权的法律冲突问题.与之相适应,版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亦客观的摆在人们面前,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在我国,涉外版权法律适用问题亟待改进.针对版权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以"分割法"来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具有其合理性和实践性.     

论著作权客体的演变

著作权客体及其演变是著作权理论和著作权法律制度的重要问题之一。各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表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著作权客体保护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而且作品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所要求的构成要件呈减少趋势。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著作权立法的变化、作品载体的变化以及作品创作方式和表现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著作权客体保护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研究著作权客体演变的规律及其原因有益于丰富著作权理论和完善著作权法律制度。     

劳动合同法定解除权与“辞职理由”之关系探讨——莫让辞职理由成为劳动者经济补偿之绊脚石

辞职,是劳动者撤销自己的缔约行为的行为,是单方免除自己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义务的行为。无论有无理由,理由为何,均不影响其辞职行为的效力。而用人单位之所以要承担经济补偿,是因其不履行义务而产生了法定违约责任,与劳动者的辞职理由毫不相干。法定解除权与无因解除权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辞职书上是否写有法定事由,而在于用人单位是否发生了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法定情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第15条第2款值得商榷;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与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在表述上也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