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梁”小考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戌。”对“陆梁”一词,司马贞索隐称“谓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日陆梁”。张氏《史记正义》亦作:“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其实这二种解释都牵强。查陆梁一词,古人确作形容跳跃、嚣张、猖獗之义,如《文选》、杨雄《甘泉赋》有“飞蒙茸而走陆梁。”注引晋灼:“走者陆梁而跳。”可见很     

秦简中的“同居”与有关法律

“同居”是秦汉时代的法律性用语。《汉书·惠帝纪》:“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宫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注引师古曰:“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者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财也。”颜师古此处是就汉制而言,因上文说到“父母妻子与同居”,则父母妻子显然不在     

对晁错上书所记西汉亩产数据之存疑

《汉书、食货志》中引晁错上书云:“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一记载成了后人用以衡量西汉亩产的尺度。当然,晁错作为辅佐西汉文、景两代帝王的朝臣,说话是有权威性的。不过,就其上书中所提供的亩产数据能否代表整个西汉社会的亩产水平,还有很多疑问之处。下面,笔者将几点存疑提出,以求教于史学界前辈及其读者。 1.晁错上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当时的土地产量问题,而是要向皇帝揭示当时的社会现实。他着重反映了这样几个问题:     

蜀汉后期汉中军事防务及“敛兵聚谷”刍议———兼谈对姜维的评价

蜀汉后期,姜维对汉中的军事部署采取了较大的变革,即历史上称之为“敛兵聚谷”者。对此,史家多有指责,甚至有的据此而论道:“姜维之亡蜀也”(宋·郭允蹈《蜀鉴》)。对姜维此举,究竟如何认识,似有探讨之必要。 据《三国志·蜀志·姜维传》载:“景耀元年,维……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初,先主留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     

《论贵粟疏》中一个衍字

《汉书·食贷志上》引晁错关于贵粟的议论(一般称为《论贵粟疏》),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标点据中华书局点校本)这里的文字显然有误。第一,“朝令而暮改”同“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二,“当具”同“有者半贾而卖”连在一起,句子不通。清代的     

《诗·鄘风·载驰》原始

在160篇国风诗中,章句不整齐者,即各章句数不等者共九篇:《关雎》、《行露》、《野有死麇》、《君子偕老》、《载驰》、《丰》、《葛屦》、《唐风·扬之水》、《车邻》。我们认为这九篇的原始章句,各章的句数都相等,因为错简、脱简、传抄失误等原因,使这九篇诗的章句不等,成了残篇①。限于篇幅,本文只试探《载驰》的原始面貌。     

《左传》中传说的文学特点——兼评“失之诬”说

《左传》的记事历来为各代文人所推崇,无论是历史家、还是散文家,都交口赞誉《左传》作者在叙事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如唐刘知几曰:“蓋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史通·模拟》)清刘熙载谓:“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翦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文概》)明清时代,《左传》又是文章家指点人们写作的范本,冯李骅集评《左传》,概括其叙事之法有二十八种(《左绣·读左巵言》)。古代学者凭直觉,从史著或文章学的角度肯定了     

魏及西晋的地租制度

一、官田地租的屯田分租制到课田定租制的发展及其法典化(1)曹魏地租的屯田分租制黄巾起义之后,继之以董卓之乱,已而军阀混战,少数民族统治者入掠,天下残破,北方尤甚;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人民逃窜,军需无所取给,“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民人相食,州里萧条!”曹魏面对现实,便在所谓“定国之术,在于强兵食民”的名义之下,开始屯田(《三国志·魏志》卷5,《武帝纪》).曹魏实行军民屯田,沿自秦汉,人言民屯曹魏所创,晁错屯田塞下,就是民屯,说是曹魏所创,非.曹魏只不过是因战乱频仍,荒地多,人口减少,有所扩大和发展而已.军屯分布在边防重地,“且耕且战”,民屯则置诸内地,招引流民复业.军屯以军事部勒之;     

燕太子丹的最后结局

燕都蓟城(在今北京大兴西南)被王翦攻拔后,太子丹率精兵逃亡辽东(今辽宁朝阳市西北),秦青年将领李信急起直追。太子丹的结局如何?史书记载不一。 《史记·李将军列传》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秦攻拔我燕,燕王亡,徒居辽东,斩丹以献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称:“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司马光也觉得不易断定哪一种说法比较可靠,因此在撰写《资治通鉴》时只好采用了模棱     

封建释义

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西至泾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拜周”,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大拜殷”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巩固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淮夷的残余势力后,便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从蕃屏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亻入)效篇》说:“兼制天下,立国七十一,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又说:“武王、成、     

明代的廷杖及其实质

<正> 明代刑法严刻,不仅表现在一些惨绝人寰的酷刑如凌迟等赫然载于律书上面,而且还表现在有多种的刑外之刑、法外之法。《明史·刑法志》载:“刑法有创立自明,不衰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对于“厂卫,”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本文拟对廷杖作一粗浅的论述。     

特种“隶属状态”的历史考察

历史上某些特种隶属状态,尽管所关不大,仍有必要分别作历史的考察,以免影响各个时期的历史结论.这里拟择取若干特殊现象,试图作一些历史的探索与分析,以便于自己搞清问题.(一)梁任公一九二六年左右撰著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举广东新会故乡事例,谈"世仆问题",谓:"吾乡及附近各乡皆有所谓世仆者.其在吾乡者为龚姓,其人为吾梁姓之公仆.间其来由,正如雍正上谕所谓:仆役起自何时,茫然无考者.其身分特异之点:(一)不得与     

“皆登一焉”说辩正

《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关于齐国量制的一段话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这段话,向来被作为考证和研究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量制及其演变的重要依据.然而出土战国齐量器实际测量得出的结论,与“皆登一焉”之说不合.因而,笔者以为其语不确,故作辨正于下:齐旧量器未见出土实物,据晏子之语,其制当为:     

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

我曾经写过《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载《江海学刊》六二年第二期)、《论司马相如赋的本原和特点》(载《文学遗产》增刊十辑)二文,考论到相如入梁年代(与生年关系最大)及是否曾受文翁派遣“东受七经”(与赋的本原有关)二问题,以为相如入梁在汉景帝二年的可能性最大,出仕约在景帝元年,汉制男子二十三而傅(著于名籍),仕宦之年亦同,其生年约为文帝二年;而秦宓所谓“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蜀志》本传)为不足据,因为与相如一生行事不合,疑是传闻有失,或误读《汉书·地理志》文。昔年之文,不敢自以为是,聊供参考而已。     

《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

《吕氏春秋·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高诱注云:"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的习惯,书作成后才作序,则《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即位之八年(公元前239)是没有问题了.然而《序意》篇又说"岁在涒滩",依太岁纪年,"涒滩"是"申",而秦始皇即位八年是"壬戍",不是"申",所以太岁纪年与干支纪年不一致,则"秦八年"即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之说有必要重新考虑.清孙星衍就此作过考订:"考(秦)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岺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     

读书札记(二则)

沙丘事件本来就是疑案。赵高就私下对胡亥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史记·李斯传》)赵高、胡亥与李斯三人阴谋立胡亥为太子,矫诏杀扶苏,这确是该疑的。《史记·始皇本纪》记载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又《李斯传》和《蒙恬传》载,始皇病重时,赵高和胡亥、李斯三人的活动很神秘鬼祟,由此我就怀疑除了纂立胡亥矫杀扶苏外,一定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问题。此案存于我心中数十年,遍读各书,也未见有人提出怀疑的。然而,我以为这是古史上的一件疑案。 我认为秦始皇死因不明。使我引起怀疑的有下列几点原因:     

“面缚”辨义

“面缚”一词,各种辞书释义大体相同。《中华大字典》释为“反背而缚之”,《辞海》释为“两手反绑”,《辞源》释为“两手反绑于身背而面向前,示投降。”这种定释,显然来自古文籍中关于该词的名家注疏: 《左传·僖公六年》: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成。许男面缚,衔璧,大夫哀经,士舆櫬。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杜预注面缚:“缚手于后,唯见其面。以璧为贽,手缚,故衔之。”) 《史记·宋世家》: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司马贞索隐谓:“面缚者,缚手于背而面向前也,刘氏云:‘面即背也’,义亦稍迂。”)     

上海沿革考略

一上海的定名与设县的沿革上海名称的来源,解释有三:(一)据明嘉靖上海县志总序中说:『上海者,以居海之上洋也』;(二)据明万历上海县志疆域中所记,谓『其名上海者,按永乐大典载郏直水利书,谓松江南有大浦十八,中有上海下海二浦,今县治之左,有大川,曰黄浦,亦曰上海浦,县之得名以此』;(三)第二说原注云:『或云宋初诸番市舶,直达青龙江镇,后江流渐隘,市舶在今县治处登岸,故称上海』。     

典章制度与标点失误

不明科举免解翩度致误例皇祐五年,王汾擢进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免解,进士例,当降甲,仁宗览家状曰:“汾先朝学士禹偁孙?彼觳唤导?后又以元之孙超升朝籍。(香祖笔记,卷十) 按,误处有三。一,“免解进士”为一词,不当割裂;二、“例”字当属下;三、“降甲”下断句。“仁宗览家状”为另一层,当另起句。全句当作“左右奏免解进士,例当降甲。”按,唐宋地方官贡举子于朝廷,称进士,与方物同贡,故亦称乡贡进士。经礼部试殿试中式者为登第。未中式者,次度贡举,仍如前例。南宋末,始改三度落第,可直送礼部受试,此称免解进士。顾炎武《日知录·科举·举人》按语曰:“宋时亦有不须再试而送南宫者,谓之免解进士。”又,《文献通考·选举考·     

《诗经·行露》脱句小考

《诗经·召南·行露》三章,首章三句,后两章各六句,这不符合风诗章句整齐的特点。在现存的一百六十篇风诗中,章句不整齐者中有九篇,我认为都是由错简、脱句、传抄失误造成的。因为风诗都入乐,分章是为了反复歌唱,各章的句数应该相等。据此,《行露》的首章原来应该为六句,可能缺第一句和第五、六句。疑缺之处,以“□”代之,试拟原诗章句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