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书”“尚书”考

尚书,汉承秦置;中书,武帝时初置。两官并见于汉史。这两者在西汉职官系统中是怎样的关系,古来治史者作过一番考证。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汉书》、《后汉书》记载互异所致。《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官有尚书”,“又有中书谒者”诸令丞。《后汉书·百官志》却不列中书谒者,     

《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汉初的奉常

奉常是西汉掌管宗庙礼仪的中央职官,其地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学者在研究西汉奉常,主要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反映的大约是西汉中后期的情况,难以证明汉初职官设置的实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出土为研究汉初的奉常提供了宝贵资料。从《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来看,汉初奉常与太常的名称变化要比传世文献记载的更为复杂;外乐、太卜、太祝、祠祀等奉常属官的实际情况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也有不少差异。     

试释《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

《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貌似杂乱,其实有章可寻。第一,郡国序列各分排序相当的数个大区,各区内部也遵循相似的方位顺序,证明郡国分列方式有全国视野的分区、排序原型。第二,在合并郡国的“原始”排序中,边郡排序反应了武帝以前的状况,中原的郡国排序则有汉初的痕迹,可知《地理志》所根据的西汉后期册籍,源自众建诸侯、析分支郡之前的册籍。第三,中原地区郡国的特殊排序与秦的征服顺序吻合,汉边郡与秦边郡的排序也有继承关系,可推测汉初册籍直接继承了秦国按边疆方位与征服顺序排列各郡的册籍。总之,《汉书·地理志》的郡国排序,来自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册籍。     

秦汉吴郡会稽郡建置考

楚汉之际,在江东出现有鄣郡、吴郡、会稽郡,但是《汉书·地理志》不载吴郡,所记会稽郡的地理范围包括了吴郡。清代考据学家对吴郡、会稽郡建置沿革进行了考证,仍然没有一个定论。据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有四种说法:一、《元和志》越王无强为楚所灭,楚以其地并吴立为会稽郡;二、《史记·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寰宇记》秦灭楚以越并吴立会稽郡;三、《汉书·高帝纪》:六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一县立刘贾为王。……《汉书地理志稽     

陈胜乡里阳城新考

《史记》和《汉书》均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乡里在阳城,西汉析秦三十六部为八十三郡、十三国,郡县建置变化很大。颍川、汝南二郡同设阳城县。哪个阳城是陈胜乡里,司马迁、班固笔下未作交待。到了唐代,人们对陈胜乡里在何地更渺茫不清,著名学者司马贞依照韦昭的陈胜乡里阳城“属颍川”之说,又参阅《汉书·地理志》,臆断     

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

１９９３年出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汉墓中的简牍，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其中尤以“吏员定簿”简的史料价值最为突出。它不仅可以印证、补充和订正《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百官志》的有关记载，而且有助于认识汉代“亭”级机构的性质、“有秩”的“官”“乡”之分、县尉的左右之别以及汉代有无“官啬夫”等重要的官制问题，值得史学界重视。     

《秦郡新考》辨正

秦郡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本文从已故谭其骧先生的秦四十六郡说入手(1982年谭又修正为泰四十八郡，除去所含《汉书，地理志》的泰三十六郡，谭氏新考出的实为十二郡)，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对谭氏新考出的十二郡逐一加以分辨．笔者肯定其中的黔中、闽中、东海三郡，见诸《史记》，为秦郡无疑，余下的广阳、陈郡、胶东、济北、常山、河内、衡山、鄣郡、庐江等九郡，概非秦郡。泰一代置郡的总数应是《汉书·地理志》所标注之三十六郡，加上黔中、闽中、东海三郡，共三十九郡．然而，不可谓秦的郡制为三十九，泰一代郡制应如《史记》和《汉书》所言，是三十六郡。     

运思多营造 开拓贵创新——《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评述

一“职官、目录、地理、年代”被史学家视为治史的四把钥匙。职官,旧时指主持官事的文武百官,是对军政官员的总称。古人说:“政治之原,莫大于官制”。研究历代职官,是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重要的课题。我国古时的职官,历代建置不同,其间因革损益,情况复杂。记载历代职官,是我国史学著作的一个优良传统。正史的志书,如汉书有“百官志”,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明史称“职官志”,或“十通”、会要中的“职官”部分,以及各种会典,都保存着这方面的丰富材料。此外,还有各种职官表和职官年表之类,如钱实甫编的《清季重要职官表》、《清季新设职官表》,章伯锋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均反映了清以     

《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中国地理之学,虽然发达得很早,但迄未成为一种独立性的学科。班固是东汉时代人,毋怪作《地理志》,只附在《汉书》里面——从《隋书经籍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也都是把地理著作附入史部,而不曾把它看做独立性的专著。现将《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介绍于下。一、撰修最难撰修的《地理志》及其影响《禹贡》,是中国古代地理志的权舆;职方,是中国古代掌天下地图,管四方职贡的官名,这因“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宋史·卷四四吴淑传》)。所以西汉初年,肖何得着秦所藏图书,因而知道了天下的要塞。以后,汉政府又得到了《山海经》,当更有助于了解各地区的地理情况。武帝时代,有关天下的财     

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总绪论

正早在《尚书.禹贡》和《山海经》中已有关于中国地域的描述,它们记载了各地的山川、土地、动物、植物、农产、矿产,还记载了一些神话,可以视为有关地域文化的发轫之作。此后出现了许多地理书籍,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影响尤为深远。前者记载了西汉的疆域、户口、物产、风俗等;后者通过对《水经》的注解,记录了许多河流及沿岸的风物,保存了丰富的地理和人文信息。本书对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重视古代的传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看两种货币与汉初社会

关于秦汉间的货币,《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通志·食货略》、《文献通考·钱币一》、《钱币考》等,皆沿袭类似的材料,汉初社会的货币情形俱未得到清晰的记述。张家山汉简的发现,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转机。本文结合《二年律令》具体探讨当时的货币情形与折射出来的社会状况。汉初社会有两种货币,即黄金和铜钱。通过对它们的使用和功能的分析,折射出当时经济萧条、通货紧张、伪钱盛行、物贵钱轻、重金贱钱、敛金风起的社会现象。这种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汉初二十年的货币和社会状况。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北宋西北蕃官略论

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汉唐羁縻制度在蕃部地区的应用。宋初，西北地区就有蕃官出现，蕃官的分布呈现出随宋夏斗争区域的转移而变迁的时空分布特点。伴随着宋夏关系的发展，蕃官制度逐渐完善。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宋夏矛盾的产物，是北宋“以夷制夷”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宋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产物，北宋社会淡化处理蕃部民族特征的态度也是蕃官队伍不断扩大及蕃官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原因。     

论汉代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印章——兼论西汉蛇钮、田字格官印新证

汉代印章包括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印章继承发扬了秦印风格 ,其中蛇钮、田字格官印是汉王朝颁给少数民族官员的 ,也是秩官的标志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两汉太常选任及地位动态考察

太常作为管理礼仪文教事务的职官,在两汉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两汉王朝各个阶段礼制建设的发展,太常选任及地位也产生变化;反之,太常这一职官的变化,又对当时整个国家的礼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两汉时代的太常选任及地位变化,是理解两汉礼制,乃至整个汉代文化史的关钥。     

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影响：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儒家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某些观点有助于西汉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关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对汉初今文三家诸多有启示;盂子通经致用的精神为汉代个文经学家所继承;盂子的某些学术观点多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最后得出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人物的结论。     

由"律""令"到"时令"——秦汉林业立法及森林保护体系变迁

从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看,秦汉社会以国家为主体的山林保护体系处于不断弱化的历史阶段,对山林护育的行政保障从先秦时代的"律""令"规制退化为汉代"月令"等时俗性的约束. 对照史籍与出土文献的相关记录,即使林业资源保护条文的执行也面对"得诏书,但挂壁"的现实窘境. 这一历史性变迁的根源,在于林业立法体系的弱化. 先秦时代较为完备的林官体系逐渐解体,由主要服务于帝室的少府、水衡都尉、将作大匠等零散设置所代替,且具有重采伐利用而轻于管理护育的特点.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