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消灭制度评析与设计

前科消灭制度,因其能实现法律的正义、平等,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有效地预防有前科者再犯而备受各国刑事立法的推崇,理论上也受到各国刑法学者的广泛认同。但我国刑法尚未确立这一制度,学界对此也缺乏应有的关注。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借鉴外国刑法中的前科消灭制度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和前科消灭制度的刑事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设立

前科消灭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免负过重的法律负担、顺利复归社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虽然加入了某些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但未将公约中确立的前科消灭的精神切实贯彻到立法、司法实践当中去；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作了相应的限制,新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虽然有其进步意义,但也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距离未成年人前科消灭这一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前科消灭制度评析与我国立法构想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前科消灭在西方许多国家刑事立法中已有较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立法至今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刑法运行的内在机理中渗透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学理念,有前科者也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此,在我国的刑法典中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便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内在要求.     

合理配置我国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救助程序、前科消灭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等.除刑事赔偿程序外,我国刑事审后程序的国家权力配置,存在着不少的缺陷,也缺乏一些必要的制度设计.因此,重新合理配置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规定裁决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执行权原则上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应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建立被害人参与制度和被害人救助程序,完善前科消灭程序和刑罚变更执行程序.     

犯罪标签理论在我国刑事法视野的价值体现

犯罪标签理论是犯罪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最早于1938年由Frank Tannenbaum在其著作《犯罪与社区》中提出①.虽然标签理论是舶来品,但其对犯罪的相对性认识以及对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作用的解释,使之成为考察犯罪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对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目前,标签理论为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同时,标签理论所倡导的对策建议对于相关制度的进一步构建与完善也颇有启示.     

前科消灭背景下我国复权制度的构建

经考验期后，终止所有定罪的法律后果和影响的复权制度是前科消灭制度的配套制度。复权制度的缺失不仅不利于实现刑罚的预防目的，导致刑罚体系不完整，还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在构建前科消灭制度的背景下，继续构建复权制度是权利理念下的必然产物，是法律正义理念的当然要求，是法律自由价值实现的基础，是刑法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复权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重点考虑未成年犯罪人的复权、特殊罪名的复权、再犯的复权、重罪与轻罪的复权等问题。前科的消灭是复权的前提但并不必然导致复权的结果，复权还需要符合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对复权制度的立法应采用附属结构式的立法模式，即将其内容规定于刑法典中，形式上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予以规定。考虑到整个刑法典的体系协调与逻辑一致，应将前科消灭与复权的条文设置于刑法总则第四章“刑罚的运用”的第八节“时效”之后。     

刑事审后程序中的权力配置问题研究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判决生效后的一系列程序,即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保护程序、前科消灭程序等,不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为了弥补我国刑事审后程序权力分散、职责不明的缺陷,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刑事执行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刑事执行中的裁判权及前科消灭的裁判权,完善刑事审后程序中的被害人保护制度。     

前科封存制度在刑事和非刑事领域的适用

犯罪前科封存制度在刑事领域和非刑事领域的适用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分歧,存在法制不统一的矛盾。为此,首先应厘清前科和犯罪记录的关系,分析前科封存的立法目的;其次需对前科制度在刑事领域和非刑事领域的规定及适用进行梳理,在法制统一的语境下,探寻前科封存制度在法系内的平衡适用;最后,应结合劳动教养废除后的三元处罚体系向二元处罚体系转变,借鉴犯罪追诉时效制度,构建前科制度从封存到消灭的立法出路。     

刑罚处罚与刑事处遇措施的逻辑展开——以我国少年刑法规范为例

少年刑法是我国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刑法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尚无系统的少年刑事法典,相关的刑法规范只是在普通刑法中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且存在诸多问题。明确对少年犯的从宽处罚幅度,加强刑罚处罚原则间的协调,改革少年犯刑事处遇措施,建立对少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司法保护制度以及刑罚裁量制度,应成为完善我国现有少年刑法规范和未来制定少年刑事法典的重要内容。     

婚内赔偿制度建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近几年夫妻婚内要求赔偿的案件逐年增多,由此引发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可否建立"的争论.在我国建立婚内损害赔偿制度有其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司法实践和立法精神对该制度加以确认,使之与我国<婚姻法>已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同时引入"夫妻非常财产制",使之成为夫妻间的侵权损害得以执行的物质基础,将有助于形成完整的婚姻损害赔偿责任体系.     

指导还是法源:论判例在民法上的地位

我国部分学者看到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案例"指导制度对法院审判工作有一定作用,误认为在我国可以建立英美法系民事法律渊源意义上的判例法制度.文章首先分析了判例与判例法的确立、成因、功能,然后从立法与司法分立原则的限制、我国法律传统的影响和法律移植过程中的曲解等方面阐述了判例法制度与"案例"指导制度的本质区别,最后认为"案例"指导制度在民法法典化过程中可能起到非法源性的补充作用.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中国实践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对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反思与超越,实现了司法目的从惩罚到保护的回归。我国也开始进行恢复性司法本土化尝试,基层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前科消灭等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我国试行恢复性司法还需注意观念更新、具体适用制度和配套制度的完善,以期更广泛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新时代我国刑法典全面纂修的基本理念与建构路径

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刑法自身完善的现实需要,以及全面推进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的要求来看,有必要对我国《刑法》进行全面纂修,使之成为一部更加符合时代需要、体现中国特色、科学完备、垂范久远的刑法典。刑法典的全面纂修,应积极回应社会治理需要,增强立法的预见性和能动性,贯彻融会贯通的系统思维,遵循回应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理念,继续坚持统一刑法典模式,对当前“总则编+分则编”式的框架体系进行优化,同时确立轻罪及其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     

部分前科报告制度的提出与展开——我国《刑法》第一百条新解

我国目前的前科报告制度由于立法理念、立法技术等因素遭遇到理论和现实的困境,前科报告义务致使行为人遭遇与其之前罪行严重不匹配的来自立法和道德方面的负面评价。《刑法修正案(八)》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直接目的出发将现有刑法第一百条增设第二款,成为部分前科报告制度的发端。部分前科报告制度可以有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兼顾被告人人权保障与单位知情权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未来刑法修订当中,立法机关应在报告的范围、期限以及责任承担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     

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确立--兼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比较

沉默权制度起源于西方,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其作了明文规定。我国立法尚未确立沉默权制度,与公约的规定存在很大差距。从人权保护、制止刑讯逼供、平衡刑事诉讼双方控辩力量等方面来看,当前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均有必要性。从现实国情出发,我国应建立有限制的、与鼓励坦白制度相结合的沉默权制度。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保障机制

我国在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产业化实践中遇到了重大的瓶颈--电子废弃物交投回收营运体系的构建问题,其直接导致了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网络体系运转艰难.究其根源在于现行电子废弃物回收体系的运营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条件,存在"市场失灵"现象.文章在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体系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剖析,确立了要建立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网络的保障机制,并提出了其框架及具体内容.     

禁止前科歧视的学理分析——以平等就业权为视角

我国目前在就业中存在多种类型的歧视,对有前科公民犯罪记录的歧视即为其中之一.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前科歧视的本质是侵犯了有前科公民的平等就业权.禁止前科歧视的关键是保障形式平等,核心是保障有前科公民的起点平等,同时辅以实质平等的保障.     

浅议确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

时效制度是民法中一项很重要的法律制度。根据其成立的要求和发生权利、义务变动的法律后果不同，时效制度可分为取得时效制度和消灭时效制度。凡一定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时期取得权利的叫取得时效（或叫占有时效）；凡一定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时期的持续而丧失权利称为消灭时效（或称诉讼时效）。对于这两种时效制度，我国法学界意见不一，特别是对取得时效制度分歧更大。大多数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如果确立了取得时效制度，把他人的财物占有归自己，此乃不义之财，与我国“物归原主”的传统美德相矛盾；对提倡共产主义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不…     

民营银行“生前遗嘱”制度的法律构建

"生前遗嘱"制度是次贷危机后针对"大而不倒机构"产生的一项新的风险防范与处置制度。在金融稳定理事会和G20的推动下,该项制度已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并在主要金融市场国家的立法中得以确立。该项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在正常经营期间就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以保证发生危机的机构能够迅速恢复健康,为监管机构的处置措施提供基础,实现危机机构的有序处置。民营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中的"风险自担"主体,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生前遗嘱"制度对其经营发展、风险防控、有序处置等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具体包括明确民营银行"生前遗嘱"的法定目标与监管主体,确立民营银行"生前遗嘱"的制定与更新程序,建立民营银行"生前遗嘱"启动机制,完善民营银行的自救措施等。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工资增长趋势的影响分析

1997年,我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在1995年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的基础上,确立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企业的养老保险负担开始以明确的缴费的形式出现.此次改革不仅对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更为我们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工资增长趋势的影响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本文通过对国家统计局1997年、1998年及1999年公布的有关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讨论了在1997年<决定>实行前后,我国城镇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对于职工工资增长率的波动有着显著的影响,且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与其在养老保险改革中工资增长率的变化幅度也有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