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圣经》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学考察

通过跨文化交际学审视和考察马礼逊翻译《圣经》的过程，其高超的汉语水平奠定了他译经的基础，钻研中华文化是顺利交际的桥梁，兼顾异化与归化是完善翻译的最佳途径。     

威廉·廷代尔圣经翻译之历史地位与影响

廷代尔的圣经翻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他是14世纪威克里夫之后的首位《圣经》英语译者,是历史上第一位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圣经》原文翻译成英语之人,也是采用印刷术出版英语《圣经》第一人,开创了《圣经》英译的新篇章。他的译本成为16世纪、17世纪诸多圣经英语译本的蓝本,内容和风格被继承和发扬。其译本所用语言奠定了现代英语语言的基础,影响了英语语言的风格,随之也对英语语言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廷代尔译本在英国民众中普及了圣经知识、传播了改革思想,对英国宗教改革乃至民族国家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翻译与文化背景知识

翻译既是跨语言的活动,也是跨文化的活动。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语言,文化就不可能存在;语言也只有反映文化才有意义。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要通晓两国的语言之外,还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能深刻理解两种文化的异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仅语言意义上等值,而且文化意义上亦等值,使翻译流畅地进行。本文从中英文化的异同入手,对翻译作了简要论述。     

天道人性显于语言——《圣经》与《论语》语言观的对比

语言的一些基本观念,如语言功能、语言符号所指、语言来源、语言和人的思维关系及人的语言能力等涉及语言学共相的问题,在《论语》与《圣经》中表述各有不同。两者皆认识到语言交际的约束性、规范性和语言“言难尽意”、“言不尽意”的局限性,但共识中又有不同。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可使人们从本体论上加深对人的存在价值及意义的认识,从其不同的语言观认识不同的民族精神和不同的世界观。     

《圣经》汉译版初探

《圣经》汉译自有史记载以来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涌现了众多的汉语译本,以及各种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对《圣经》汉译版本进行综述将有助于揭示《圣经》汉译活动的历史意义,对《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圣经的翻译传播特性及其教义基础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宗教的经典,基督教的圣经具有一种独特的翻译传播特性,即它必须在翻译中传播,在传播中翻译。圣经的这种特性源于基督教道成肉身的核心教义,即唯有基督才是上帝之道,而圣经只是用来见证基督的某种语言文本。     

《圣经》中的法律思想

《圣经》视法律为智慧和正义,并崇尚法治。它重视审判,视审判为神圣,坚持证据（包括誓言）、公正、严禁假见证、个人责任等审判原则,并反对自己审判自己的案件。《圣经》中的立约现象,体现了诚实、正义、有约必践、权力约定等法律观念。《圣经·新约》则表露了它在法律方面的自然法思想特征。     

《圣经》与英语文化

<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且是英语文化的重要支柱.<圣经>中大量的有关人物、事件、动植物的词语影响了英语语言,而英美文学中许多创作题材、语言素材和题目,以及英语习语、英语词义派生、英语格言、英语委婉语等皆源自<圣经>.     

《上帝的玩笑》中的《圣经》典故及其意义

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的作品在加拿大文坛上经久不衰,她被誉为"加拿大文坛上的常青树"。《上帝的玩笑》这部小说为她赢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金奖的殊荣。在小说中,作者对圣经典故有深刻的领悟,从中汲取营养,使作品获得了深刻的隐喻性,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论语》与《圣经》道德教育的契合

<论语>与<圣经>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基,过去我们只关注两种文化的差异性,文章通过道德教育这一平台寻求两书的共同之处.在道德教育内容、道德教育目的、道德实践、道德依归、道德情感、道德教育对象、道德典范等方面对<论语>和<圣经>若干的相似之处并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种古老文明最初都有着共同的道德观念,这正是我们现代人应当努力从先辈继承的宝贵精神资源.     

浅析圣经原型在《红字》中的体现

文章主要从环境背景、叙事结构这两个方面对隐藏在《红字》后的圣经原型进行分析,探讨作者对圣经原型的借鉴和思考。     

《远离尘嚣》与《圣经》原型

本文通过对哈代小说《远离尘嚣》中的男女主人公与两个《圣经》原型人物之间的比较与分析 ,展现了小说中双方各自所代表的基督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且 ,哈代在创作当中对《圣经》原型进行借用与重塑的同时 ,也充分反映了他自己矛盾而又复杂的思想     

麦都思与圣经《新遗诏书》译本

麦都思1837年出版的圣经译本《新遗诏书》,不能看作是对马礼逊《神天圣书》新约部分的简单修订,而应被视为是对新约的重译,此译本从核心词汇到翻译理念都截然不同于马礼逊译本。这一译本经郭实腊多次修订、出版,并更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最初几版修订本只是对《新遗诏书》作了细枝末节、可以忽略的修订。1853年,郭实腊的1840年版《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所修订、刊印,书名易为《新遗诏圣书》。麦都思主译的"委办本"《圣经》是优于《新遗诏书》的又一译本,这两种译本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麦都思前后期合作译经的中方译者所享有的翻译自由度不同所致。     

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资源--以语言文体为例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资源问题 ,认为《圣经》文学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形式创造 ,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世界 ,尤其是对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而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不可或缺的文学资源。     

论《白鲸》中的圣经文化原型

本文探讨并阐述的是麦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中的圣经文化原型。在《白鲸》中有着大量的圣经人名、暗示及典故。根据诺斯洛普·弗莱对原型的定义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材料在麦尔维尔笔下是作为原型出现的。这些原型可以说是某些意象、人物形象、叙述模式和主题的象征 ,相互之间具有普遍的结构关联。这决定了《白鲸》主题思想上的内在一致性 ,塑造了其总体艺术风貌 ,左右着其美学功能的体现。     

《圣经》原型在《愤怒的葡萄》中的构建

借助神话原型批评理论,通过找寻《圣经》人物原型在《愤怒的葡萄》中的构建来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可以发现,吉姆·凯绥是改良的耶稣形象,汤姆·约德则经历了从门徒到新领袖的过程;而罗撒香则是善良的女基督原型.     

近代中国人《圣经》 观念考述

据统计,自1814年到1949年间,英国、美国、苏格兰三家圣经公会和中华圣经公会在中国销售各种《圣经》约三亿册,其中大部分是单行本。其阅读者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近代中国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是如何理解《圣经》的呢?过去对这一问题研究甚少。笔者认为,按照对待《圣经》的态度可分为三类人群,即信奉者、虽不信奉但也不排斥者、坚决排斥者。除了基督徒将《圣经》视作信仰的准则外,非基督徒的一般民众对《圣经》的理解可分为四类,即将《圣经》视作异端邪说;将《圣经》的教训作为革命指南;将《圣经》作为丰富中国语言文学的范本;将《圣经》作为汲取人道主义的源泉。本文主要从非宗教信仰的角度探讨中国人对《圣经》的看法。     

狭隘女性主义《圣经》观的弊端

《圣经》女性主义诠释如果陷入狭隘女性主义的泥沼,会使女性视角的言说变成一场永无休止的两性之争,将不利于合理的《圣经》诠释、积极健康的女性定位、以及社会和谐的构建.     

翻译中的性别——论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与翻译研究的结合

西方的女性主义开始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两次高潮,产生了诸多流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时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今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篇对比,而是扩展到了方方面面。翻译与语言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父权语言,女人的解放首先要从语言开始,所以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     

《圣经》《论语》知识论之比较

《圣经》、《论语》的知识论,以建立在认知和价值观基础上的解释模式,从原初存在的出发,将道德作为知识论的价值核心,将知识的"真"联系价值上的"善",最终使知识化为信念。《圣经》、《论语》以不同的价值判断体系揭示了人的知性存在,主张在对"道"的人生体悟和经验中,将求知修身融于人有限的生命,最终将人的物质生命提升至精神世界,实现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