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与成人教育

中国社会合理的阶层结构应该是"两头扁,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即中间阶层占有相当的比例,由此可见,加大中间阶层的比例对合理的阶层结构的形成,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探讨了成人教育在此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     

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及社会培育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地位得以确立,劳动就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业结构和分配制度趋于合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推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这些都促使作为我国现代化中坚力量的中间阶层悄然崛起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和谐社会的阶层结构思考——促成中间阶层“稳定器”与“助推器”

一个社会阶层结构是否合理是关系一个社会能否和谐的基本前提。本文先探明以中间阶层为主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与助推器，然后，对中间阶层涵义、社会功能予以界定并阐释了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意在指明中间阶层作为转型中的新的整合因素．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应努力促成中间阶层的壮大发展。     

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分析

通过对当前社会结构总体特征的描述,尝试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对当前的社会分层格局进行讨论。进而,笔者提出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的不同类型,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不同类型的上向流动中所存在的各种障碍性因素及其产生的影响,最终通过综合性分析得出结论,以期能够对现状的改善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中间阶层还是中产阶级?——对中国中间阶层的一些思考

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群体,在西方即指人口数量最多的阶层。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收入方面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概念,即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阶层。中国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转形,分化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但这个中间阶层不等于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它在中国产生的时间很短,数量有限,目前普遍采用的是框定在经济范畴的模糊名称“中等收入阶层”,与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概念。     

争论中的中国中间阶层:问题与焦点

近几年来,围绕中间阶层的研究出现了较多的分歧和争论,集中表现在对中间阶层概念的界定、规模的认同、社会功能的认识以及发展程度的看法等方面。学者界定的中间阶层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界定是一种"去两边,存中间"的高度抽象的定义方法,但存在边界模糊、内涵不确定等不足;狭义的概念界定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特征描述法",特别是将中间阶层的外延界定为城市居民,无形中缩小了中间阶层的规模。其实,中间阶层可界定为:对社会资源和机会没有强控制力,处于一种生活自主、价值独立、具有自我满足感并适应性生活的生存状态的社会群体。这一定义的优点在于:揭示了中间阶层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属性,消解了中间阶层概念的时空限制,避免了因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引起的歧义;强化了主观认同和感受在中间阶层认定中的作用,明晰了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序列和结构中的位置,明确了中间阶层的边界。至于中间阶层的规模测算,无论用经济指标测算,还是用综合性指标测算的方法,都是不理想的。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将客观统计指标和主观认同指标结合起来。对我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要做细致分析,不能笼而统之下结论。中间阶层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传统中间阶层和新式中间阶层,目前二者并存。判断中间阶层发展的程度,首先要确立评判的角度和标准。按照"四个标准"的要求,中国的中间阶层还未真正形成。中间阶层的形成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趋势。     

政治社会学视阈下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

近年来,城市中间阶层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政治分层标准的变化、体制演变的冲突,导致中间阶层在结构、意识和行动层面上存在"多层面的内在冲突",进而使其政治取向存在保守与活跃的两面性。结构上,中间阶层所包含的各群体之间在资源获得上存在"传统体制—市场机制"二元模式,每个中间阶层群体都处在这种二元分配模式之间的某个位置,从而形成中间阶层内部异质性的根本特征。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状况

本文是基于CGSS2003数据,对中国中间阶层社会存在状况进行"确认"分析系列的一部分.本文从居住模式、社会交往、婚姻匹配和生活方式四个方面,分析了中间阶层的社会生活状况,"确认"在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中间阶层并未显现出特定的阶层特征;在社会交往和婚姻匹配两个方面,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显著的阶层特征.中国社会转型的连续性、市场取向和急速性是造成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     

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

继90年代以来推进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引起了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重大变化,并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准阶层”,“白领阶层”。他们是谁?从访谈及大众的经验中看“他们”,已有了现代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的印像;一个可以被识别出来的“中间阶层”地位分层群体的雏形已经出现。尽管其行为边界目前还不很清晰,阶层认知尚处于萌芽状态;90年代以来出现的社会资源重新聚敛及其社会分化过程,有可能撕裂“中间阶层”,或使之重蹈20、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但只要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调整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提高机会结构的平等化效应,这一地位群体必将顺势而发,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结构的一支定型力量。     

论新移民作家的中产阶级化写作

随着经济条件的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新移民的境遇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他们在异域三十余年的积累一方面使得他们不再囿于物质条件而遭遇生存困境,另一方面,他们也逐渐实现在地融入,文化的冲突更多为文化的复合互渗、互相融合所代替。这种状况表现在创作上,就形成了新移民作家的一种中产阶级化写作倾向,描写的笔触从异域生存的艰难和冲突逐渐转向对新移民中产阶级群体内心的关注和精神的追求,探索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及突围的途径。     

当前中国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

中国中产阶层可分为以个体户为主的老中产阶层和由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组成的以领取薪酬为主的新中产阶层两类,后者又包括以传统体制内职工为主的内源型中产阶层和以私企、外企白领为主的市场化中产阶层.利用CGSS2006全国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产阶层明显反对非制度化的集体政治行动,其中内源型中产阶层更为保守,市场化中产阶层稍显激进,但这种差异尚不显著.中产阶层有总体上较强的民主意识,但市场化中产阶层更为重视经济发展,内源型中产阶层的政治权利意识偏强,老中产阶层的民主意识最弱.中产阶层都有较强的政府服从,并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意愿,但老中产阶层相对冷漠.总的来看,中产阶层的政治心理较为健康和理性,与中国渐进式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是适应的.     

从“家族”走向“中产阶层”——上海城市社会史视野中的张爱玲

张爱玲是一位最难将其置于"国家政治地图"上来加以辨识的作家,她的历史经纬只在一座城市。借助上海中产阶层的"社会地利",张氏在这座市声喧哗的城市里,为自己营构了一种"于其中但隔其外"的生活形态和心理位置。她将一种最富象征意义的"都市人"——身心俱在城市化过程的中产阶层作为凝眸对象,并经其心理轨迹,触及了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核心问题: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人性归宿和中西文化调适,并描绘出传统中国在都会上海的一种变易图式——从"家族"走向城市中产阶层。     

论利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

传统哲学教科书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生产力发展是否也有内在动力?唯物史观理论如果不能对生产力发展这一"动力的动力"做出回答,就没有彻底回答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实质上是人类利益关系的运动规律.实现自身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动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阶级矛盾的共同实质是社会利益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源是社会各阶层、集团或阶级对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的要求.离开马克思主义利益思想,离开了利益分析的方法,就无法说明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     

中国商民运动中商民的角色与地位

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时间限于1924—1930年。1924年商民协会成立以前和1930年商民协会废止以后商人的活动称为"商人运动",其中的"商人"涵盖一切革命不革命的大中小商人。事实上,在国民革命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和北伐势力所及之处,许多中小商人、店员和摊贩都被发动起来,加入商民协会,投身商民运动,从而成为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的组成部分。革命势力所及,大商人也有不少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的,但中小商人是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的主体,商民运动特别强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对买办大商人,主要也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在商民运动中,"商民"的主体和主导,应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我国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与社会功能--基于亚企业家理论的研究

亚企业家是中产阶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私人品的主要提供者。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增加主要依赖于亚企业家群体的壮大。在企业家制度安排下,亚企业家生成机制引致亚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并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由此推动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分化,其中之一是阶层的分化.国内外学者曾经对此作出深刻的研究,但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流转等因素的加入,农村阶层分化出现了新的状况.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可以将农村作如下阶层划分: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收入依赖程度、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对待乡村秩序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只有深入对分化的农民进行研究,理解不同阶层农民的政治、社会、文化态度,理解中央政策对不同阶层的不同影响,才能真正出台好的农村政策,而不至于顾此失彼.     

论中产阶层的培育和健康发展

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处于孕育之中 ,尚未发育成熟。中产阶层的兴起 ,不仅是自然的发育 ,更需要积极的培育。必须在社会功能性培育的基础上 ,调整社会结构性空间 ,才能发展壮大中产阶层。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培育机制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企业选择消减社会责任项目、减少公益支出。使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陷入困境。在此,设计包括政府、媒体、高校和NGOs企业多方推动的良性自运行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机制。培育主体的自我培育是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机制有效运转的关键,为全面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