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孔子礼论探微

礼是孔子思想中重要的核心哲学范畴,其内涵较为复杂.立足于"礼是体别""缘情制礼""礼者,履此者也"等三个阐发维度,孔子侧重从作为制度、情感,以及个人修养之礼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说明,不仅突显了孔子礼论的具体内容,也有助于启发现代人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更好地调节社会秩序.     

论李光地的礼学思想

李光地礼学在继承儒家礼学传统的基础上,主张顺应社会形势,合于人情,同时保存古礼精神,回归"缘情制礼"、"礼以义起"的礼学思维.李光地不仅阐发"礼义",而且注重礼器之用,这表现在他的个人伦理道德修养上,也体现在他的社会教化活动中,由此真正将"天道性命"落到了实处.这样,李光地礼学兼顾了礼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丰富的现实意义.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二程礼论与社会整合

秩序化是儒家不懈追求的理想.礼是社会秩序的总括,所以历代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礼.北宋开始,中国转入封建社会后期,与此相应,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二程从宇宙本体论(理一分殊)出发再造礼论.本文试析二程之礼论,以阐示二程在社会整合、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过程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二程对儒学易简性的阐释及对陈白沙儒学的影响

二程对儒学易简性的阐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日常生活所呈露的仁、善的端倪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自然的顺理推演的过程,无需任何的助长;其二,程颐将"闲邪存诚"解释为"闲邪"即"存诚","闲邪存诚"的工夫在"闲邪""主敬","主敬"则自然"存诚","存诚"是一个无须用力的易简过程;其三,程子提出了"道物无对""物各付物"的观点,对人与物的关系进行了易简性阐释。二程对儒学易简性的阐释对陈白沙的心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陈白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勿忘勿助之间"为特征的易简的体证工夫论。在人与物的关系上,陈白沙形成了"情顺万物而无情"的致虚工夫论。     

《檀弓》“有子与子游立”章新解——兼论先秦儒家礼论中的情文矛盾问题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进程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礼的内容与形式即礼之"情"与"文"间的矛盾。《礼记》中《檀弓》这一章记录了有子因不明丧踊之义,疑其无情而欲去之,子游反驳其说,提出礼有"微情"、"以故兴物"两大特质。旧说多释"微"为"减杀、抑制","故"为"礼仪节文",皆不确。"微"当释为"隐","微情"即"情隐于礼",强调情与礼义皆蕴于礼之仪文度数。"故"即"故事",体现了礼有源自传统的稳定性。《檀弓》此章凸显了儒家言礼者在情文侧重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子游反对当时出现的单纯重情、片面强调礼义的倾向,在重视仪文的基础上,主张义与数紧密结合,这一思路在荀子《礼论》中亦有体现。     

《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与思想价值

清代学者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是清代《大戴礼记》最重要的新疏之一。其解经方法集中在广收异本、校勘文字,读破假借、释义简明,考辨史实、详解制度等三方面,为《大戴礼记》提供了简明易读的读本。其思想成就则体现在"缘情制礼,上下不援"的礼制观、"外内合一,勿虑难治"的修养观、"进贤退不肖,损益因时"的治国观、"阴阳化成,质疑灾异"的自然观四方面,特别是开启了清代礼学"以礼代理"转折的先河。     

王安石人性论新探

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的思考,经历了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三个阶段,虽几经变化,但终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王安石对人性的研究只是承袭先秦告子、荀子和汉代以来的"顺气而言性"的道路,他的人性只是"才性""气性""气质之性",而非"天命之性""义理之性"。这既体现了王安石人性研究强调后天"习"养"作用、重视人为力量的特点,也反映了其人性研究的不彻底性。王安石主张自然的天道观,把天道与人道区分为二,从而没有构建起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任务只有在二程等理学家那里才得以完成。     

经与权的统一:孟子之礼再考察

孔子、郭店儒简强调礼本于情、礼以情为据。孟子受礼学历史传统尤其是郭店儒简思想的影响,同时因其礼学主要根于其性论,而性论所彰显的人之自主性、能动性与向善性,致使在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大常原则的同时,又主张＂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性与灵活性,从而体现了礼仪与人情的典范式结合,是经与权的统一。对于礼而言,我们应该既要行乎表,更要谨于内,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得将礼之功能真正而完全地发挥出来,以达致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目标,使礼由礼仪之礼而向礼义之礼转进。所以,任何礼文仪节的背后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礼意,都是人之恭敬、爱憎等情感的适当表达,因而谨守礼节亦必须以内在的情实为根基,否则就会流于肤浅形式;相反,只要有助于真情实感的表达,也不必过于拘泥于某种固有的形式规定,可以因情而变通,此当是对于孟子＂经与权＂之礼学思想的合理诠释。     

中国传统民本观

中国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有民本思想。后来不断发展,突出的有孟子的民贵君轻,贾谊的民无不为本,柳宗元的吏为民役等。综合历史上的民本理论,归纳三条民本论的特点:一是倾听群众意见;二是以善为主,不轻信多数;三是经过协商,照顾少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投票形式是有用的,但不可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在有外国存在的情况下,强国也是利民的重要内容。现代中国继承传统的民本观念,吸收西方的民主投票形式,创造出先协商后投票的民主制度,比单纯投票的民主制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试论二程"洛学"与实学的关系

二程“洛学”思想体系中蕴含有丰富的实学思想 ,成为明清实学思潮的重要源头之一。二程“洛学”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 ,而且在中国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浅谈唐诗中的颜色词“青”

唐诗中颜色词"青"有三个义项"黑""绿""蓝"。客观事物自身的模糊性造成了人们认知的模糊。在人们思维清晰化的过程中,"青"的"黑"义项逐渐弱化甚至可能消失,"青"主要用在褒义和典雅的语境里,"黑"出现在贬义和普通的语境里。"青"与"绿"都很活跃,出现了大量混用现象,包括实指与虚指。但在部分习惯用语里仍不能互换。而"蓝"作颜色词出现最晚、频率最低,意义比较实在。虚实的意义仍主要由"青"承担。     

自然人性论的回归与张扬——王弼性情观初论

本体论思维方法是在王弼哲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方法。在《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中，王弼有意地运用这一学术方法，来重新思考人类内在自然本性与外在情感的关系，提出了“性其情”学说；进而，他以此为前提，倡言“圣人有情”说；使圣人从神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以活生生的人的姿态展示于世人面前。     

韩愈"性三品"理论的现代诠释

韩愈"性三品"理论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人性的内涵,并以五常的完备与缺失区分人性的存在状态。其理论实质是孟子的人性纯善,其价值取向是众生平等。     

略论明清时期的河南怀庆商人及贸易网络

明清时期,怀庆商人及怀药商人通过遍及各地的贸易网络,不仅促进了怀庆与全国各地的商品交流,发展了地方经济,而且也使“四大怀药”誉满华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怀药文化,在中药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商人的贸易虽然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社会的性质。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它既关系到程氏之学的流传,又关系到湖湘学派的思想来源,澄清这一问题是有重要的学理意义的。胡安国不仅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王萍等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又与他们的弟子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勉励,不仅对南宋理学的兴盛,而且对推进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陆机《文赋》几个问题的理解

陆机《文赋》论物、意、文的关系,创作前的准备,有些问题需要更为准确理解。比如“物”,既指具形的自然之物,又指抽象事理社会事物。所谓“意”,既指构想之意,又指直觉感受之意。论物、意、言关系,来自创作经验,也与玄学言意之辨有关。比如“伫中区以玄览”,指以空明坐忘的体道心境处于天地寰宇之中,人世万物之间;“倾群言之沥液”,指调动所有的艺术修养;“抚四海于一瞬”,是说要有巨大的艺术容量;“信情貌之不差”,指谋篇布局的貌,要和需要表达的感情相一致,等等。     

丹江方言体标记“在”及其来源

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体标记“在”由“在这（那）里”脱变而来,这在丹江方言中也得到了印证。丹江方言句尾体标记“在”是动词结构后“在里”的缩略,不是来源于表存在的动词“在”。动词短语后虚化的“在这（那）里”表示状态的持续,和动词前虚化的“在（这）那里”有相同的来源,都是相应位置的介宾结构语法化的结果。     

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

北宋理学的文化使命 ,就是要在汉唐以来佛道之教盛行、儒家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 ,重新恢复对儒家人文之道的信仰。二程在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 ,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 ,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