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论屈原

屈原忠君爱国的说法,大约起于南宋的朱子(熹).六朝人的观点,则可以王孝伯的“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数语为代表,这又是另一种解释.汉人评论屈原,可分为两派:扬雄、班固是一派,他们的考语,就是听谓“露才扬己”:淮南王刘安则推重屈原为廉士.这两派都没有包含忠君爱国的思想成分,而淮南王的说法最为可靠。《楚辞·渔父》篇中曾有过“众醉独醒”的清浊之论,这同淮南王的说法正相吻合,而在《卜居》篇里不也写过“谁知吾之廉贞”这样的话么?从这些材料来看,可知两汉的学者尚未用个人的理想和观点曲解屈原.如梁竦《悼骚赋》:     

闻一多先生书信

重民先生有道: 大示敬悉。拙撰跋文,妄逞臆说,鶗鶆一条,尤为疏谬。过承奖饰,惶愧无地。副刊所披,颇为手民之误,顷已遵命缮写一通,径寄刘先生矣。补记一则,仍另纸录呈尊览,倘蒙附入,尤为荣幸,敦煌遗物,价值之大,固不待言,更得硕学如先生者整理之,真不朽之盛事也。大著单行,盼能早日出版,俾得先睹为快。余不一一,敬颂     

闻一多先生回忆片断

闻一多先生学问渊博如海。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而成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中,开课最多的要数闻先生了。仅就我在西南联大当学生和助教的几年中,听过闻先生所讲的课程,就有唐诗、乐府诗、诗经、楚辞、尔雅、易经等等。闻先生治学态度谨严。而所讲的课,都富有创见。只须翻翻《闻一多全集》,对此便可以了如指掌了。他曾经说:“念书要求懂就要先求不懂。”意即在似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先要看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其用意是勉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下)

五、论《天问》《诗经》与《楚辞》为两个时代的产物,两者截然不同。《诗经》为封建时代(按封建时代为中国历史旧有的概念,与现在所说的概念不同)的产物,而《楚辞》则是封建制破坏后的作品。《诗经》产生于春秋时代,而《楚辞》则产生于战国时代。中国历史最大的一次转变,就是由春秋转为战国,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故《诗经》与《楚辞》时代虽然看来接近、却不可同日而语。《楚辞》以下的各种诗赋,倒是和它有着直接的血统关系。如果问历史家春秋是如何变成战国的,则众说纷纭,难于定论,因为那时变动太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上)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第五期曾连续发表了郑临川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说唐诗》,反映甚佳。现再将郑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论<楚辞>》发表于此,以飨读者。郑先生在附记中说: “这是一多师1940—1941年关于《楚辞》专书选读课程课堂讲演的一部分。当时讲的内容很丰富、精彩,有的经过先生自己整理成学术论文发表在报刊上,有的已收入出版的专著《楚辞校补》一书里,还有的曾写成若干篇通俗杂文在旧社会流传着,它们都被收进了旧本《闻一多全集》。这里记述的八个片段,是经过选择整理出来的,带有拾遗补阙的性质。尽管里面好些论点还可以讨论,有的只由先生首次提出而来不及作深入的探索,有的在后期先生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但从这吉光片羽中仍可看出先生治学的不走老路,独辟蹊径的首创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而应加以继承发扬的。”     

闻一多先生的佚诗

没有什么!父母们都不要号咷! 兄弟们,姊妹们也都用不着悲恸! 这青春的赤血再宝贵没有了, 盛着他固然是好,泼掉了更有用。     

闻一多论新诗

诗人论诗,往往独具卓见。杜甫怀念李白的五律:“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就被认为概括了诗人风格的很有见解的诗评。闻一多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从理论到实践都认真进行探索,有所创新。“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①这里打算就闻先生对新诗的论述,谈一点个人学习的体会。     

闻一多先生与《楚辞》

闻一多先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生长在祖国和人民灾难深重的年月里,在旧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他顽强地以威武不能屈的反抗精神,生活战斗下去。他经历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终于走上了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革命而献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他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先生一片丹心照汗青,这是我很     

闻一多文学创作析论

闻一多先生的文学创作,主要在文艺创作和文献研究两个方面,他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表现在注重现实生活、注重思想意识、注重表现艺术三个方面。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     

谈闻一多的新诗及其思想——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正> 闻一多先生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这三者在闻先生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诗人时期的闻一多先生,面对祖国危殆,国土日蹙的现实,接受了“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的洗礼,怀着振兴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宏愿,探索人生真谛的理想,写下了《红烛》和《死水》等诗集。这是诗人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宏伟的愿望凝聚的结晶,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     

闻一多先生的云南岁月(上)

我国近代著名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1899-1946年)的一生,虽然如流星般短暂,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民主革命史上、他却留下了自己耀眼而永恒的光辉.闻一多先生人生的后期岁月,是在当时偏远艰苦的边陲之地云南度过的.在云南的8年岁月里,闻一多先生经历了炼狱般的人生磨难和蜕变,最后舍生取义,走完他壮丽多彩的人生旅途.     

论闻一多新诗的艺术风格

闻一多是著名的浪漫派唯美主义的爱国诗人;他在艺术上有所继承,也有所借鉴。他说:“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闻一多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三、庚.P27)闻一多之所以服膺义山、济慈,是有其艺术观点相通之处,并非尽受其影响。或偶然的巧合。李义山诗以清词丽句著称,但又多用典故、寄托、寓意。往往隐晦难解。济慈与拜     

论闻一多的庄子诠释

闻一多的庄子诠释,除了他对庄子文章字义的一般校正、释说之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庄子人生态度的诠释,认为他的“避己”式的逃避主义,本质上是那个时代士人的悲哀,是没有出路的无奈之举;二是对庄子之学与神仙之说相通的诠释,认为庄子确信有“神”的存在,从而体现出庄子的宗教崇拜和理想的寄托以及对凡俗的超越;三是对庄子文学的诠释,认为庄子是一个“情种”,情感的浓烈使他的哲学与文学相融莫辨,并开拓了文学的境界。所有这些表现了闻一多庄子诠释的特色和他思想的新锐。     

论闻一多诗歌的民族风格

<正> 闻一多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他是最早自觉地倡导和探讨新诗的民族风格,也是最先在创作中体现民族风格的诗人。何其芳曾说,闻一多“是一个道地的中国的诗人”。这个评价是符合其诗歌创作实际的。一民族风格,主要是指作家、艺术家运用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来反映本民族的历史和生活而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气派。闻一多主张新诗人要“认识我们的环境与风俗”,就是要求在诗歌创作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感情的抒发,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面貌、时代气氛、风俗世态、山水人物,以及人们的心理和感情特色。显然,这是民族风格的主要内容。《死水》集第一首《口供》可以看出,诗人之所爱,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坚贞、高尚、爱国),是我国人民喜爱的花木(青松、菊花),是我国古代诗人经常歌咏的自然景色(大海、夕阳、高山),甚至喜爱喝一杯酽酽的苦茶的习惯,也是地道的中国特点。这首诗,可以说是闻一多追求新诗民族风格的一个开端。     

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闻一多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如今,这一惨案已过去整整60年。为了纪念闻一多殉难60周年,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武汉大学文学院、闻一多基金会联合主办了"闻一多殉难6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7月),本期文学版特从会议论文中组织了这一组笔谈。其中,闻黎明的《美国对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反应与对策》,回到历史现场,仔细分析了李闻惨案后美国的反应与对策,有助于透视当时国际主要政治力量的整合与变动。陈国恩的《书信中所呈现的闻一多人格》则从解读闻一多的书信入手,详尽分析了闻一多的集诗人、学者和斗士于一身的人格。李乐平的《闻一多前期新诗理论的贡献》认为,作为诗论家的闻一多在其前期提出的艺术观点都有针对性,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邓乔彬、赵晓岚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研究了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重点强调了闻一多的学术史贡献。刘殿祥的《闻一多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背景下观照闻一多的学术史价值,很有针对性。许祖华、孙红震的《闻一多大学教育理念的现代意蕴》研究了作为大学文学院院长与教授的闻一多对现代大学教育的新理念及其启示意义。     

闻一多先生在云南的岁月(下)

从1938年4月到1945年7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度过了整整8年岁月。8年间,尽管环境艰苦异常、生活困顿不堪,但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斗士,闻一多先生的人生都是多姿多彩、成就卓著、光芒四射的。在1943年以前,作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的精力和时间主要放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上。闻一多给中文系学生讲授“易经”、“诗经”、“楚辞”、“乐府诗”、“庄子”、“尔雅”、“唐诗”、“上古文学史’:等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时还讲授全校各院系学生必修课“国文”。由于讲解精深新颖,闻一多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教学外,闻一多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撰著了《楚辞校补》、《庄子内篇校释》、《乐府诗笺》、《伏羲考》、《神话与诗》等著作,其中《楚辞校补》1943年获教育部学术论著二等奖。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新颖、功底深厚、见解卓绝、成就杰出。对此,闻一多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这样评论说:“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83-184页)1943年后,闻一多的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百物奇缺,全家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闻一多不得不为全家的日常生活而劳苦奔波;另一方面,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思想的转变,闻一多转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中。从物质生活来说,在抗战后期,由于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昆明地区的教授和其他劳动阶层一样,生活上陷入清苦贫穷的状态之中,而闻一多家由于家口较多(全家共有8口人),其生计更为艰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闻一多靠挂牌治印和到中学兼课来解决全家的生活困难。关于当时的生活困难情况,闻一多曾在一封家书中作这样的记述:“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关于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课的来龙去脉,何炳棣作了这样的回忆:1944年春,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见闻一多,言谈中何炳棣说起自己在昆华中学兼课事,说学校为自己提供了一间住房,条件较好;闻一多说自己住到乡下本为躲避日机轰炸,进城往返20多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何炳棣将闻一多的意愿告诉了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著名经济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兼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和校长徐天祥十分欣喜,将昆华中学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房屋全部提供给闻一多全家(在西仓坡联大宿舍建好后,闻家搬至西仓坡教师宿舍居住),并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1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银币“半开”(两个“半开”合一个银元)。何炳棣回忆说:“这20块‘半开’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所说的那么困难。”(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3页)关于闻一多挂牌治印事,1946年联大学生自治会编印的《联大八年·闻一多事略》这样说:“自湘桂战争失利后,昆明生活程度,一日千里,高于全国。先生薪给有限,家庭负担甚重,乃不得不日以继夜代人治印以博升斗,但闻先生操守极严,有所不为的,好些以贪污或杀人起家的权贵重金请他治印,都为他严词拒绝。”在这一时期,闻一多所刻印章达数百方。从民主活动来说,闻一多是抗战胜利前后一段时期大后方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民主斗士历程始于’(下转封三)     

闻一多、徐志摩诗律论比较

新月诗派是新诗史上第一个新格律诗派,同为新月诗派的闻一多和徐志摩却有着不同的诗律论。闻一多追求的是音尺连续排列形式,其新格律诗可称为韵律的诗;徐志摩追求的是意顿对应排列形式,其新格律诗可称为旋律的诗。两种诗律形式各有优势,体现的是新诗的两种节奏体系,可以平行发展。     

论闻一多强力情感文艺批评观

闻一多的文艺批评文章不多,但能够摆脱流俗见解,紧紧抓住文艺的情感要素,形成自己的批评体系。他强调情感在作品中的核心作用,避免以狭隘的思想性来衡量作品;强调审美情感要具有力的美,反对轻柔萎靡的艺术倾向;强调个人情感体验与时代精神情绪的完美融合,避免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歧途,并以自己热情洋溢的批评文风,在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独树一帜。     

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嬗变论

文章探讨了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特征。前期意象艺术重在对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化用,并以诗歌意象的繁复性与视觉性建构,表现出对“五四”后新诗潮的反思;后期意象倾向主要体现了对传统审美观念、传统文化的隐喻性检讨与重新审视,明显反映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