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如何抗争：一项关于草根型意见领袖的个案研究

在有关农民抗争研究中,大多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事实上,草根型意见领袖并不必然具有被精英主义范式所强调的所谓“权威”、“地位”、“权力”、“魅力”,更不是由外界进入的社会精英。这些草根型意见领袖所拥有的,只是行动网络,以及网络中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研究发现,草根型意见领袖通过运用网络结构与资源来实现其意见影响力的逐级扩散;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之最终成败主要导因于其建构的行动网络之特质;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具有事件特殊性而不具有村庄普遍性;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嵌入于并受制于村庄社会关系网络;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可能导致村庄社会网络的重组。     

面向传统制造型企业转型的知识整合超网络研究

当前我国传统制造型企业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知识整合为我国传统制造型企业转型提供了可行的方向。从知识互补性的角度来看,传统制造型企业的转型可以简化为传统知识层、创意知识层、新兴知识层之间不断互动的知识整合超网络动态地寻求均衡状态的过程。运用变分不等式理论与最优化问题的关系,求得知识整合超网络的均衡知识整合强度,既可以定量地计算出不同类型知识相互整合时的均衡知识整合强度,也可以用来解释现实中传统制造型企业与创意型组织或新兴组织合作失败的原因,为解决企业转型升级中许多复杂系统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NGO的发展: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转型时期党对于草根NGO的独特影响机制。在整合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Z省H市两个草根环保NGO的多案例比较,本文发现党对于NGO的影响存在一条与政府不同的独特机制。与传统资源视角和合法性视角所认为的不同,本文认为,党在拓宽资源渠道、增强政治合法性方面对于NGO的影响与政府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然而唯独党可以通过统合手段,从制度层面给予NGO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从而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为NGO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这一点单一的政府部门难以企及。本文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更加细致的理解,而且在更广泛层面暗示了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并不必然意味着NGO自主性的缺失。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关注点放在这种关系对于公共治理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非NGO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本身。     

知识流动与学习效率--美、日国家创新系统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家创新系统可以看作是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 ,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实际上就是这种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系统内部知识的流动 ,是否具有学习效率。出于这样的理解 ,本文从技术劳动市场的制度安排、风险投资的制度安排和用户与供应商之间的制度安排三个角度比较了美日国家创新系统的知识流动及其学习效率。文章认为美国的创新系统更有利于企业间的知识流动 ,日本的国家创新系统更有利于企业内部的知识流动 ;前者更有利于自主创新 ,后者更有利于模仿创新 ,或在一定技术轨道上的创新 ;前者有利于创新企业的诞生 ,后者则存在着不利于新企业诞生的制度安排。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建构 ,要汲取两者之长。具体地说 ,就是针对不同的创新目标 ,构建二元化的创新系统     

工人、资本与国家:理解工人阶级研究的关系视角

阶级实体和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性质需要从工人、国家、资本三方关系的形成与变化入手进行考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在三方关系中占据中心位置,对劳资关系和工人阶级具有塑造能力,国家并非只会选择做优势阶级的刻板代言人;劳资矛盾是否激化以及工人阶级成为秩序合作者还是激进行动者,与国家如何定位和处理劳资关系有关。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在当代还有没有潜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国家在劳资问题上的角色与措施,可能缓解工人对国家和资本的对抗性、促使工人转变成秩序的合作者,也可能激发工人的对抗意识。如果是前者,阶级分析会因劳资对抗问题的缓解而不再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如果是后者,阶级分析就不仅是恰当的理论分析工具,还具有重大的实践内涵。上述视角可能也适用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问题。     

从在线到离线：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以反建X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

本文以反对垃圾站选址的社区集体抗争为例,采用虚拟民族志方法,展现了业主利用互联网进行抗争的行动图景,揭示了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从线上走向线下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于浅层行动,在线动员能够实现广泛的离线参与;对于深层行动,在政治弱控制、参与热情高涨的运动初期,在线动员效果较好,但在政治控制介入、行动力弱化的运动维持阶段,则需要通过离线的二次动员或现实网络及组织的生成来保证行动参与并支撑运动的持续性。文章指出,互联网的动员潜力、行动特性及运动历程综合影响着从在线到离线的转换,而控制因素产生的政治风险塑造着网络动员的方式和策略,型构着网民群体的行动逻辑,并最终呈现为对在线动员效果的约制。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TRIPs与国内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参照TRIPs的规则调整了国内法律体系和相关组织机构。两国的国内知识产权制度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在国内改革过程中,两国都进行了一定的社会动员,为改革提供了舆论基础。中国和印度对TRIPs的遵守不仅扩大了两国的行动空间,也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规范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不符合知识产权发展的正常速度和轨迹。     

独立与权利：中美女性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观念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比较了20世纪末中美两国性别平等观念的差异后发现,两国性别平等观念的差异并不表现为平等化程度的高低,而是观念模式的不同,中国社会的分工平等意识强于美国,但权利平等意识弱于美国。本文认为,20世纪中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以性别平等为目标,对人们的性别平等观念有重要影响。中美性别平等观念模式的差异与两国女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共识框架不同有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二者在动员机制上的差异及其对性别平等观念形成的影响。结果发现,那些在美国能够影响性别平等观念形成的微观机制在中国却难以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能够借助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将性别平等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而美国女权运动的动员却没有这样的优势,人们因此有较多的选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