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观与文艺观

文艺是语言的艺术,人们对文学艺术形态的这一基本特性应该说并不陌生。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方面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却一直滞留在一个并不十分清晰的视野中。迄今为止,我们的文学观念基本上还在“文学是人学”这块人本主义地盘上安营扎寨,所谓的文学基本原理依然只是普通艺术理论所开设的一家代销店,在一如既往地分享着艺术形而上学的残笔余墨,便是这种状态的一个直接证明。尽快地结束这种尴尬的局面无疑已成为我国文艺学界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而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在语言文体意识中重建我国新时期的文艺学体系。事实将会证明,文艺文体学这门方兴未艾的学科不仅能在实践上为广大的文学作者与文学读者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审美参照,而且也能在理论上恰如其份地填补经过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的思辨性覆盖后所遗留下来的逻辑盲点。因为不管从什么角度审视文学,文学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一门语言艺术。     

试论杜甫对宋玉的接受

历代论者对宋玉评价的高低相当程度上与批评者对于屈原的评价有关,而不仅是宋玉本人的作品,杜甫却认为屈宋并称,表现其对于宋玉的文学才能和个性人品都很崇敬.对于宋玉的微言曲谏,历代论者多持反对意见,杜甫却显示出难得的宽容,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社稷民生,无论直谏、曲谏都是可以的.杜甫对宋玉的接受,深刻体现了他的政治、文化心态和个人情感特征.     

对新加坡华文文学历史轨迹的思考

新加坡华文文学经历了复杂多变的过程，在彷徨以至迷惘中，作了种种探索与抉择。它是一个不断强化本土意识，弱化中国意识，从依附到独立，由“中国文学的分支”脱胎为新加坡国家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演化过程。南洋文艺──马来亚文艺──马华文艺独特性，标志着新华文学历史进程中自主、独立、创新意识的不断增长。     

文学翻译之我见

文学翻译的意义在于文化和艺术的传播,因此文学翻译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应注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和艺术内涵.文学翻译者在熟练驾驭两国文字的同时,必须具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等有深厚的了解,才能掌握好再创造这个灵魂,把文学翻译变成翻译文学.     

多重契合:现代主义与表现主义

现代主义是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各种文艺思潮的概括,表现主义也是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席卷整个欧洲和北美,涉及到文学、美术、音乐等多个领域的一场文艺运动.二者在许多方面有契合之处,主要体现为:一、在精神实质上,二者都以深重的危机感和变革意识为鲜明特征;二、在艺术手法上,二者都主要采用了"表现法".     

毛泽东诗词的语言艺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语言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作家用以反映生活、塑造艺术形象的工具,它不仅同作家的思维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是作家表现生活不可缺少的唯一媒介。语言之于文学,就象音响、旋律对于音乐,线条、色彩对于绘画,动作、姿态对于舞蹈一样,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来任何文学作品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其语言形式而独自超然存在,它只能在一定的语言形式之中才能成为特定的现实。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文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便成了“文学的第一个要素”。(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     

试论北宋思想文化演进对欧阳修文论的影响

宋初的文化积累造就了庆历思想、政治、学术的新变,因陋守旧的士风一变而趋于激昂高扬.这种士风有时表现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时则转化为沉潜的道德坚持.欧阳修文论中对主体精神的高度关注,正是当时思想文化演进在文学中的体现.欧阳修和他的后学们在强调道德完成的同时,怀着对中国文学性文化传统的依恋,深入地体味并表现丰富多彩的现世生活与人生感受,这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是意义深远的,其坚守文艺的意义是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与军事文学观念问题

中国当代军事文学是我们人民军队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曾把包括我军文艺队伍在内的革命文艺称作与“军事战线”并列的“文化战线”,认为“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但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大交汇,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战争观、文艺观严重冲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     

从文学视角的转换看九十年代文学的走向

新时期文学正处在自审、调整与整合的阶段。本文认为新时期的文学视角先后经历了社会政治视角、文化视角、生命意识视角和生存意识视角的转换。十年来的文艺革新的每一成果和深厚的文学传统都将深刻地规范和影响未来文学的发展。因此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流向是在向现实主义的深刻回归中寻找一种新的超越,它体现在对多种文学视角、艺术原则的汲取和融合中。     

析刘逢禄《论语述何》及治学方法

《论语述何》是刘逢禄以《公羊》微言大义论说群经的具体化。以《公羊》说《论语》决非无根之论,然而,刘逢禄却通过《论语》以证《公羊》的微言大义,颇多牵强附会之说。因而,《论语述何》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但其治学方法,及借此方法而从《公羊》附会微言的风气,却在晚清经学史上开创了《论语》的《公羊》义理化,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张九成《书》学思想脞说

张九成《尚书详说》久已亡佚,辑佚可得18万余字,据此可观其《书》学思想之梗概。张氏相信孔子序《书》说,解《书》注意挖掘微言大义。学于杨时,其《书》解深浸理学之思。又从游宗杲,逃儒归释,往往以佛理解《书》。又每以天人感应之说阐说经义,以矫时弊,以儆人主。解经中激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志,直指当朝主和之苟且。其以解《书》为思想斗争之手段,彰显了士人之担当精神。     

“崇高”特质与李商隐政治诗

李商隐的诗歌是“优美”的，但其诗歌也有“崇高”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李商隐政治类诗歌的创作中。以郎加纳斯的《论崇高》为基点，探求李商隐诗歌中的“崇高”特质及其表现。     

“天地之大德”与“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中国古代号称"群经之首"的《周易》蕴含有非常丰富的盛德价值观思想,倡导以"天地之大德"为核心的盛德价值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有助于我们建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     

王闿运的春秋公羊学藉例明礼的诠释特色

春秋公羊学是一门古老的中国诠释学。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作为基本诠释法则的"例",与作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微言大义",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王运治学崇礼,治经与治礼结合在一起。反映在春秋学上,例以为文,礼以为本质,以例释礼,藉例明礼,例和礼合一,是王氏公羊学的基本特征。     

《周易正义》的修辞解释方式

《周易正义》注重运用修辞方法、修辞原则、修辞功能与效果等方式解释《周易》经、传、注，从而一方面维护了《周易》作为经典的恒定性以及作为解释天道、人事的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在“疏不破注”的前提下，尽可能阐发独到的微言大义。     

中国美学中的“崇高”

分别论述中国古典美学中道家和儒家的审美范畴“大”与西方美学中“崇高”概念的内容和特征,并对其相合与相异之处进行比较研究。     

康德"崇高论"美学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柏克、夏夫兹博里和哈奇生等人美学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启发和影响下,康德将＂崇高＂作为与＂优美＂并列的美学范畴提出并加以系统、细致地考察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它不仅进一步拓展了美学研究的疆域,而且极大地提升了美学的人文性内涵。此外,康德的＂崇高论＂美学思想也显示出了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于＂美育＂的理解和解释;而且可以唤起和平时期的当今人们对于＂崇高感＂的希冀和期盼;进而培养一种与＂优美＂范畴所引发的＂爱＂的情感相对的＂敬＂的情感,从而真正地使人活得有价值和尊严,最终完成＂人＂自身的本体建构。     

说“囧”

古往今来,从甲骨文到现代规范文字,汉字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如今,随着网络语言和文字的兴盛,汉语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网络语言中借用古代汉语的现象越来越多,＂囧＂就是借用古生僻字＂囧＂,并发展出更丰富的含义和应用形式,走出网络,走进现实语言生活。它的流行趋势有待历史和语言自己的选择。     

文学的“性”与文化的“性”——与梁晓声先生的餐桌对话（一）

虽然艺术不能摆脱肉体欲望的内容,表现生命欲望是艺术的本质和特征,但受文化制约的性才属于人类。艺术的追求不以肉体享受消解艺术的生命体验意义,也不以单向奉献的集团要求消解艺术的社会崇高精神,而是以创造理想性、超越性的艺术形态为人类发展和现实生存提供一种“诗意的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