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爱”的四种考察看中西思维之异同

在自今为止的人类思想史上，关于“爱”的思考和讨论屡见不鲜，其课题内容不仅仅滞留在伦理学范畴之内，而且广泛涉及到哲学、宗教、政治、文学和心理学等各个领域。［1］这些思考和讨论足以展示出“爱”在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无意对“爱”的话题作进一走的发掘和论证，而是试图依据四位中西学者对于“爱”的考察和阐述．从而发现并探讨中西思维角度和分析方法之异同。对“爱”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当首推孔子无疑。孔子将“仁”作为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这已成为一定的共识。旱在《吕氏春秋·仁》中，孔子的思想…     

从知行之辩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历史特点

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开始对人类的致知过程与践履过程作比较自觉的反思.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知行学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与行的各个环节,阐述了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知行之辩展开的过程。在知行之辩的演进过程中,一些哲学家着重强调了行对知的制约性,并由此触及了由行到知的过渡环节及知本身的验证与实现过程;持相反看法的哲学家,较多地在先验论的形式下,突出了知对行的规范作用;另一些哲学家则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融合二者,并进而克服知与行的分离。随着知行之辩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逐渐达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形态。     

象的思维:说不可说--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方法论

本文认为 ,“象”的思维是中国古代哲学特有的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它是一种以“象”来把握“存在” ,并以对“象”的解说来把握存在本质的方式。“象”的思维不同于一般的形象思维 ,它的产生源于本体论之“说不可说”。它所给出的“象”不同于一般的事物形象。它通过“象”所给出的存在本质也不同于抽象思维所给出的本质。“象”的思维不仅存在于哲学 ,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相比于西方哲学“是”的思维 ,“象”的思维诚然有自己的缺点 ,但也有自己的优点。在今后的时代中 ,“象”的思维应当有自己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问题”是思维的一种形式

有谁能否定“问题”的存在?!现实中具体的问题纷繁复杂,千差万别。有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的问题。有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领域的问题。而且上述各类问题又都有自身许许多多更具体的问题。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它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哲学的视野中,“问题”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存在问题就是存在着矛盾;发现问题便是发现矛盾;解决     

一种“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诗论——论袁可嘉的诗论

袁可嘉的诗论即关于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要包括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戏剧主义论等内容。总的来看,它深受西方诗潮的影响,并几乎论及了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堪称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一种总结;同时也论及中国现实主义新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并直接针对着中国现代诗坛的"现实",堪称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诗论。     

从马克思“两种生产”论看中国古代社会

马克思晚年对古代社会作了很多研究,可是他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志愿.这项工作后来山恩格斯完成,这就是恩格斯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充分参考马克思留下的笔记,利用了马克思的许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恩格斯在序言中说:"以下几章,在某种程度上乃是遗言的执行,不是别人,正是卡儿·马克思曾准备跟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的历史研究的结论,联系起来说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且只有这样才能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列宁对该书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可是,三十年代苏联理论界对该书表示异议,他们对     

中国古代的“象思维”——兼评王树人新著《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的基本特征有三:1.本原性的诗性思维;2.象思维之象———“原象”,即非实体性的动态整体之象;3.感性直观,即动态的感性直观。以上三点为王氏所概括,亦为我们所认同。然王氏对卦爻象的阐释还有所“不公”:模糊太极与老子之道的差异,把太极湮灭于“大象无形”之中,忽略甚而抹煞了卦爻象作为最基础最根本之象的原创特质。这一特质的美学意义在于:启示中国文学形象塑造突出直观可视性;为后世审美的“意象”说和重在表意观念的最初发轫;以气之运动构成中国生命美学的精髓。象思维之观以卦爻象与“大象无形”之象两种不同原象体现了不同的心理体验,从而为两种不同意境的创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城市法——一种比较法上的考察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也有一个城市法体系。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这一法律体系包括国家法律体系中有关城市管理内容的法律制度,也包括习惯法、行会法等民间法中的有关内容。     

从孔孚的诗艺追求说到康定斯基的“无物象的形式”

孔孚以其执着的艺术追求和不懈的艺术探索,终于在诗歌创作上闯出了一条新路,形成了自己诗作独有的现代东方神秘主义的艺术特色,为我国新文学史填补了山水诗的空白。他那灵性飘逸、富于生命活力的诗篇华章,贏得了海内外诗歌界朋友们的称道、赞许和推重。可在对孔孚的众多议论声中,有一种说法,说孔孚的诗不象山水诗。明明孔孚以山水诗人著称于世,他的诗怎么会不象山水诗呢?什么样的诗才算山水诗呢?莫非山水诗的写作还有一个规范的格式(即范式)吗? 诗无定法。创作最忌从框框出发。然而,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已有的成法规范约束新起的创作。如     

相反相成:论“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对中国美学思维方式的反思

象思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定下了一个基调,而概念思维作为一种科学化、客观化的认知,也存在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两者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互相排斥,而是以一种相反相成的状态共存着。     

中国诗论“入出”说的审美接受意蕴

“入出”说是中国诗论对审美接受活动的一种独特概括。所谓“入”就是读者设身处地进入诗作之中，再现其境，体验其情，深观其意，其审美机制在于求同。具体表现为：“瞻言见貌”、“披文入情”、“得意忘言”。所谓“出”就是读者在体验诗作的基础上，还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思维活动。读者通过想象，结合自己的“审美期待视野”，从而对诗作作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其审美机制在于见异。具体表现为：“熟读玩味”、“想象自得”。“入出”说揭示了阅读和接受活动的审美规律，透视着中国诗论的接受美学意蕴。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陈建（香港中文大学）“世妇”一词，颇见于先秦文献之所载，其中以《礼记》、《左传》、《周礼》三书出现较多；从此词结合古代之史实及官制，正可窥见我国自先秦以来即有颇为完备之“后妃”制度。可是古代学术上素有今古文经学之争，...     

古代诗论发展的一次飞跃——从“形似之言”到“诗而入神”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形似”之说,从梁代的刘勰开始,经唐而宋,“形似”说就逐步向“神似”说转化。也就是说,“形象思维”逐渐被“神思”、“妙悟”所替代。用当今流行的诗论术语说,是从“形象”向“意象”转化。这一转化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文学理论专著中最早提到“形”的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情憧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即是讲构思过程中诗人情感与物象的关系;“诗缘情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把     

从“婚前财产公证”说到中国古代吏治

前些时候从电视上收看到关于“婚前该不该进行财产公证”的讨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讨论中否定性意见似乎更得人心,更能引起讨论者情感的共鸣。理由是,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意味着从婚姻一开始就对夫妻感情持有怀疑态度,有损于对爱情的信心和忠诚;婚前财产公证是西方人的东西,西方人的个人财产观念重于感情观念,所以才有婚前财产公证的举动和法律,我们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和个人感情,不应有此一举。一言以蔽之,以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婚前进行财产公证”之举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于这种观点,我不禁生出一些遐想来。西方人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是否…     

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

“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的概括,其首先体现为《周易》的“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悟性的“象思维”是比西方理性的概念思维更为本原性的思维,它的动态整体性和诗意的灵动性是开启一切原发创生性之源。对“象思维”的探究,不仅意在从思维方式上揭示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更提示着:对中国今日成就的文化反思,不能不特别重视中国当下原创性缺失的问题。     

关于方回诗论的“一祖三宗”说

方回论诗标举“一祖三宗”,即以唐杜甫为祖,以宋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但这是仅就唐宋律诗说的。研究者把方回的律诗学理论当做他诗学理论的全部,如此理解方回是不全面的。方回的诗论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瀛奎律髓》。方回之强调学杜,是将杜甫作为中国几千年诗史优良传统的优秀代表看待的,学杜包含了学习杜甫以前以后及同时一切优秀的诗人和流派。方回诗论是有发展的,后期的方回已经突破了“一祖三宗”说,而主张转益多师了。方回诗论中的这些方面,都是应该全面看待的。从诗学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方回是从宋人论诗各守门户到元人论诗不立门户之间的过渡。     

从甲骨卜辞说到中国古代的“祲”“晕”观念

甲骨文字,依卜辞文例看,应当是名词。在卜辞记载里面,它与虹并见于天,应当和虹一样也是一种气象名称。这个字左半是示字别体,其右半一般释为殳,但殳的古义依《说文》来讲应当有杖和“积竹”两种解释。“积竹”就是后世所说的扫帚,殳与帚两者有相通之处。从殳之字亦可从帚。甲骨文中的这个字右半可以视为从帚。左右两旁相合,可以推测这个字就是“祲”字。至迟在周代,祲与晕就被视为一事。《周礼·春官》的相关记载可为明证。自秦汉以降,祲晕被完全视为妖异征兆,这是为王权观念的逐渐强化所决定的。     

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

长期以来,"意境"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意境范畴史"。实际上,这些"意境史"都是现代学者依据王国维等提供的理论范式,利用中国古代诗学的思想素材所进行的一种人为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歪曲和遮蔽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境"、"境界"、"意境"都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术语,只有深入研究这些术语所从出的语境,才能对它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出现过各种以"境"论诗之说,却不存在一种今人所谓的"中国古代意境说"。这种"意境说"乃是一种"学说的神话"。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王士祯“清远”诗论之比较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王士祯“清远”诗论之比较张光兴Ｅ·布洛（ＥｄｗａｒｄＢｕｌｌｏｕｇｈ，１８８０－１９３４）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美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一生著述甚多，但真正奠定他在世界美学界地位的是《作为一个艺术中的要素与美学原则的＂心理距离＂》一文...     

从“协调关系”的传播功能看中国古代谏议

在传播学家拉斯韦尔看来,传播的第二项社会功能就是"协调关系".从理论上看,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协调关系"功能同样可以表现为"协调"、"调节"、"说服"、"论坛"、"联系"等几方面,但这些"协调关系"的具体功能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存在明显的缺失.中国古代谏议传播虽然对政治权力--皇权(王权)有一定的制约、调节.但它只是在专制政治秩序、结构及观念内的有限调节.谏议传播制度总体上并不是君主政治的对立物,而是君主政治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