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生成机制——以爱国型和利益型大学生群体性事件为例

以利益型和爱国型大学生群体性事件为考察蓝本,对北京市、重庆市、广州市大学生和学生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类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及其整合模型的作用路径略有不同.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中,国家认同、学校认同、信息传播通过群体效能路径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爱国型群体性事件中,国家认同、触发事件认知和信息传播通过群体愤怒路径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触发事件认知和信息传播在两类事件中均对群体愤怒产生显著影响.通过对中国背景下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扩展了社会认同理论和双路径模型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应用.     

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的生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已经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大障碍。因此,需要我们采用生态分析的方法,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技术环境、国际环境等多维视角,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做立体式考量,以准确诠释群体性事件的全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规律;同时,我们也要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同一群体事件的不同阶段,做具体分析,才能从源头上有效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博弈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与政府间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直线增长。这类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经济秩序、政府形象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许多群体性事件最后基本都演变为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的谈判。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谈判的过程正是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博弈的过程。文章基于博弈论相关知识之上构建群体与政府间"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对参与主体采取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参与群体在不同形式下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并通过相关案例研究,最后提出治理途径。     

新媒体时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制及治理研究——以“昆明PX事件”为例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新媒体时代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点。从社会利益冲突和信息传播理论角度出发,基于昆明PX环境群体事件,借助百度搜索指数工具,探索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传播机制。从大数据思维角度提出有效防止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对策,这就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制定应急管理预案、网络舆情监控、事中应急管控等措施,及时有效地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     

情境与互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动力机制——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个案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变化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情境和互惠文化背景,其特有的社会情境通过影响群体情绪存量推动着群体行动的发生和变化。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表明,在情绪存量递增的过程中,个体情绪不断被激化,逐步实现群体行动的情绪动员。在情绪被充分动员的基础上,乡村社会固有的互惠文化通过解决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者积极性、防止群体成员"搭便车"以及动员内外部资源参与群体行动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从而有效地调动和整合了资源,促使群体行动产生和发展。     

群体性事件舆论传播极化现象评析

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舆论传播极化现象促成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扩散和升级.触发事件、舆论信息串联、群体组织结构特征以及社会境遇压力几者交互作用导致群体性事件舆论传播极化现象的形成.加强舆论传播管理,允许自由信息流动,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抑制舆论传播中的群体极化现象,从而降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流动人口与社会安全

正过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原因多集中在拆迁和征地过程中,都是这个社会本土群体当中出现的矛盾。2011年发生的几次群体性事件表现了外来群体和本地群体发生的激烈冲突。就此有必要分析一下流动人口和社会安全的关系问题。     

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不足导致的环境决策异化。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决策,增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在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推动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加强协商平台建设,公开环境信息,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协商。     

基于扎根理论的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分析——以厦门PX事件为例

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选取厦门PX事件这一典型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作为样本,研究了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及其演化过程。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政府及企业的经济利益压制了民众的环境利益所导致的政府决策合法性危机,事件经历了由政府与民众的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演化过程;民众行动的利益性目的、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以及政府与民众间的理性沟通平台的构建促进了这种转变。总结出了预防和应对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几点启示。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包容性增长”视阈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求解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多发态势,所造成的损失、危害和影响触目惊心.环境群体性事件是非“包容性增长”结下的苦果,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必须树立“包容性增长”的发展、建设、服务、参与和法治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     

群体性事件中旁观行为的恶性转化研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媒体和普通民众常常将事件本身作为关注的焦点,忽视了对一类特殊群体——旁观者的研究。最初的非事件参与者受好奇本能的驱使成为旁观者,随后在一系列心理因素的作用下,其旁观行为发生恶性转化,由旁观向参与、甚至是向违法犯罪转化,这无疑会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破坏性。反而观之,正是由于旁观者并非群体性事件的初始参与者,组织性和依附性不强,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是极不稳定的偶合群体,决定了其在心理上具有可引导性,使得通过适当的疏导措施避免旁观行为的恶性转化成为可能。因此,探讨旁观行为恶性转化的心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心理疏导与犯罪预防的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年龄越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男性比女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更强;文化水平越高,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对组织的满意度与参与意愿负相关;平级沟通越多,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强;入职渠道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工培训、制订符合农民工发展职业规划、改变组织沟通方式等措施来降低农民工参与意愿,从而减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社会冲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其结果的博弈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参与各方的非合作博弈过程,当诉求方的利益在博弈开始阶段即能得到满足,则群体性冲突不会爆发。当诉求方利益无法满足,则将采用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来争取利益。诉求方群体利益的获得程度取决于该群体的特征,是经济利益至上型、利益综合型还是示威型,这和政府(承压方)的特征是稳定偏好型、麻木不仁型、还是正常型相关。简言之,诉求方群体将根据政府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民族地区政府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构建

民族地区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存在参与主体的民族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元性特点。应对的关键在于将事件及时区分为民族性群体事件与非民族性群体性事件并准确定性事件的性质,而这需要有规范化、制度化的预防和处理机制作保证。当前的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时常致使民族地区政府在事件应对过程中陷入被动。因此,建构一套适合民族地区突发群体性事件管理的制度化、动态化的预防体系、预警系统、处置措施与善后机制,对于化解民族地区客观与现实存在的危机至关重要。     

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别从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对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农业户口、有无直接利益关系、想到当地政府投诉等因素对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目前工作状况和个人月收入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认为,农村地区的女性,通过行政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体行为或表达利益的诉求很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