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鸿沟

东西方研究存在着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东西方是否可以在知性思想上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很有必要探讨几个相关的问题:东西方的思想之间究竟有没有阻碍交流的障碍?如果有,那么究竟什么是阻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知识藩篱?知性障碍是否已经渗透进了东西方研究并形成了研究的范式?若已形成范式,那么范式的概念基础和特征是什么?哪一方应该为知识屏障而负责,"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东西方有哪些思想资源有助于消除彼此间的知识藩篱?在何种情况下,东西方知性思想能够相遇且平等地对话?一言以蔽之:如何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鸿沟?通过审视东西方思想在交流中出现的种种障碍,可以揭示东西思想交流的一些盲点,在本体论和方法论方面找到共同的概念性基础;而研究东西方思想交流中一些发人深省的成功先例,可以获得有助于消除彼此之间知性隔阂的思想资源,为东西方思想真正的交流提供洞见和启示,从而在东西方的鸿沟之上建立一座思想的桥梁。     

中西方简帛文献释读方法论比较研究

近年来,简帛文献成为西方汉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西方学者大都通过中国学者所整理的释文进行阅读和研究。隶定是中国学者做释文的传统方法,但是这一方法缺少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因此,不断有西方学者质疑中国学者做释文的方法。西方学者巴纳、鲍则岳、李孟涛、柯马丁和邢文等提出了直接释文法、释字三步曲和透明释字法等理论,期望做释文的过程更加透明、易懂。中国学者李零和冯胜君等就此问题作出了回应,认为西方学者的方法不具有操作性。本文旨在阐述中西方各家观点,剖析中西方学者释读简帛文献的原则和方法。     

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问题——兼评胡适介绍西方校勘学的得失

胡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较早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校勘学。他在该文中认为中国校勘学不如西方校勘学,特别是中国学者"推理的校勘学"并非校勘学的正途。其实,西方校勘学中也存在"理校"的做法,不论是校勘古典文献,还是近现代文本都必须使用理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理校的性质更偏向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在校勘中重视理校甚至超过文本。从具体的理校方法上看,中西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中西校勘学完全可以平等地互相借鉴、对话,我们对西方校勘学的研究需要超越胡适,继续推进。     

中西方传统幸福观的比较探析

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得到幸福?这是从古至今始终为世人所关注的问题。从历史传统角度来看,中西方伦理学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幸福思想,通过对中西方传统幸福观进行梳理和整合,分析中西方哲人对幸福问题的精辟见解;结合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幸福的认识,尤其就"幸福"与道德、享受、奉献的关系方面做出深入的对比探析,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西方文论预设了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在文论领域"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必须破除西方文论的障碍,摆脱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上的制约与钳制,必须看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坚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在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对话中,"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中俄军演给西方响亮耳光

中国与俄罗斯于5月下旬在东海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香港大公网以《中俄军演让谁担忧?》为题发表评论,表示中俄之间的军事动作让西方感到莫名恐惧,文章摘编如下: 对于中俄军演的高关注度与奥巴马其时正在进行的亚洲之行相联系,“对抗”意味颇浓. 探究这则新闻的来源可以发现,并不是中方媒体首先透露消息,最可靠的信源是外媒“俄罗斯之声”.而关于这则新闻,基本上在两个月前就已有媒体发布.可见中俄军演是既定日程,并不是在奥巴马访问亚洲之际中俄军方头脑一热,拍板决定的.     

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两位美国学者学术报告综述

应刘道玉校长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学者彼德森教授和西东堂大学的印度及东方思想史学家法兰柏高斯基教授来我校哲学系做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论印度佛教》、《论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异同》以及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等四场学术报告。其中,《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是由两人以对话形式合讲的,它是全部讲演的总结和概括,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参     

中西方绘画透视效应研究

依据"龟纹图"对中西方绘画透视效应进行研究,揭示了西方"透视学"的不完整性,即西方绘画透视是以裸视透视范围为界,而工程制图上轴测图则是单独系统;中国传统绘画透视效应则在意识上加大透视反向畸变,并对中国传统绘画透视从裸视透视至轴测透视之间进行科学论述。     

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研究现状与学术展望——以“三十余年来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为视角

国内与"西方道德哲学史"有关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知识普及阶段;研究性评述与典籍译介并重的阶段;道德哲学史论题集萃和西方道德哲学研究专论群星闪烁的阶段。西方学者的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上的探索服从于不同传统和不同价值取向的学者对其学理依据的历史建构、传统评估和学术自我之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则可归结为三条道路:比较与互镜;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由于国内尚无对"西方道德哲学通史"进行系统专门研究的成果,因此,如何以"通史"形式对当今道德论争中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学术史还原,乃是未来一段时期国内"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两位美国学者学术报告综述

应刘道玉校长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学者彼德森教授和西东堂大学的印度及东方思想史学家法兰柏高斯基教授来我校哲学系做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论印度佛教》、《论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异同》以及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等四场学术报告。其中,《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是由两人以对话形式合讲的,它是全部讲演的总结和概括,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兹就这场报告的主要观点加以简要介绍。两位学者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为西方思想的代表,以印度和中国思想作为东方思想的代表,从中选取若干基本范畴,通过比较这些范畴,分析东西方思想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究东西方思想彼此应该从对方学习什么。首先,他们讨论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彼德森教授指出,提到东西方思想的比较和交流,这就意味着二者存在着差异和隔阂。在东方思想中,许多概念非常丰富、深刻,而且极有价值,但很难翻译成西方语     

中西方语言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更应该是两种不同民族之间思想内容的对等交流.中西方国家的人们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中国使用的是汉语,而西方国家大部分讲的是英语.英汉两种语言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悠久的历史.由于中西方国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不同,导致了人们对语言内涵的理解存在偏差,影响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因此,研究中西方语言文化差异,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等转换,对促进中西方国家人们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从中西方语言文化差异对词语翻译、句子翻译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创新的采纳和使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

通过对2000年以来中国学者针对创新采纳和使用的研究加以归纳整理,结合对西方诸创新采纳理论的疏理,力图从理论的选择与调适、概念的界定与测量以及研究发现等三方面,初步梳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经验,通过比照西方理论在中国实践的应用和演变,试图在创新采纳领域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这一宏大论题略作演绎。根据本研究的梳理和比较,创新采纳和使用方面的各种理论变体具有较好的跨文化、超越创新型态的内在稳定性和一致性,显示了该理论体系的相对成熟性,反映了理论的普适性一面,这是主要的;同时,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创新采用模式又的确需要进行一些微调,反映了理论本身在应用时与社会系统之间的某种互动。     

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未来:中国视角与日本视角(下)

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就"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及未来"这一问题进行对话,其中的问题包括:亚洲传播研究蓬勃发展的情况如何?为什么亚洲传播研究者尚未终止欧洲中心传播范式的统治?亚洲传播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何在?哪些亚洲本土文化概念可以为亚洲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如何评价亚洲传播研究?     

伦理道德的西方精神哲学范式

人类精神世界的对话和理解必须发展求同别异的问题意识和文化能力,其中"求同"是出发点,以便在万种风情中发现精神世界的终极目的和文明天命,"别异"使人们面对异域风情的魅惑敏锐地洞察"西方问题"与"中国问题",而不致"西方人生病,中国人陪着吃药"。在西方文明史上,黑格尔以"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图式,建立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范式。"黑格尔范式"既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哲学范式,又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范式,因为它是西方文明史与精神史的现象学呈现。"异乡人"问题,是内在于其中的"西方问题",在"异乡人"的伦理驿站,中国西方精神哲学分道扬镳,因为"异乡人"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在精神世界的中国风情中,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问题",是伦理家园和伦理能力问题。     

西方和中国学者对西方西藏形象认识的批评

在萨义德的"东方学"的影响下,西方和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的西藏形象认识进行反思和批判,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西方学者致力于对西藏的"香格里拉"神话进行解构,却对"西藏问题"鲜有涉及,反思并不彻底。而我国学者除了对"香格里拉"神话进行除魅外,还对西方涉藏问题中的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话语进行了清算,从而为构建正确的西藏认知奠定了基础。     

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历史转型

在世界史上,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文明经过东西方不断的撞击与融合而得到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正能量就是最终以各种形式和维度的“思想对话”得以互动、共存和发展。自然与人文社会各种领域的任何研究上升到最高度就是思想的研究。几乎所有人类之间任何行为的交往和沟通都是一种广义的“对话”,而只有最终上升到思想高度的“对话”,才能真正引领人类社会。21世纪以来,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全球剧烈的社会转型、变革、冲突以及灾变等让人类进行了价值、理念以及各种诉求的重构,而不断影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宏观条件。在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跨方法的整合与解构中,西方人的“东方学”与东方人的“西方学”也随之经历了危机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中心主义都不可能完全成为独自垄断世界的“一元文明”。东西方研究者必须拓宽新的视域,开创多维度、多层面、多坐标的研究方法与模式,应当共享多元性、建设性、开拓性、批判性、前瞻性的各种思想理念,并作跨学科、跨文化、跨方法和全球化的理论考察与思想探讨;从而融合东西方思想及其他非西方的思想,重建一个整合性、包容性和互动性的国际化思想观。中国的崛起将自身推向了东西方文明撞击的风口浪尖。自17-18世纪以来,两个术语“崇华派”与“恐华派”,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又以新的解读分为了两种中国观或对华阵营。文章力图揭示和论证：东西方思想对话引领社会的多元发展;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困境、危机与挑战;东西方研究的机遇、复兴与趋势。     

文学叙事通向历史的两条不同路径——论中国文学“史传传统”与西方写实传统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的差异

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存在很大差异。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汉语文学谈论的真实,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则是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性。如何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并通过文学形象加以再现,是西方写实传统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史传传统"则把保障文学真实的重点放在了对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要求上。中西方文学叙事都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状态,不同的是,在汉语叙事要求真实的人物身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西方文学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汉语文学尽情释放自己想象与虚构才能的人物对话、具体情境与细节描写等环节上,西方文学理论则提出了"真实性"要求。分析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有积极意义。     

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

认识和掌握中西方社会价值体系的差异及其对应规律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导向作用,解决和避免文化冲突与障碍,提升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技能,对跨文化交际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具体表现的对比分析,整合出交际原则与模式、交际时间取向、具体交际形式3个方面的差异特征。认为应站在对文化差异宽容和认同的立场上,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并吸纳西方文化中积极有益的成分,从而真正实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西方诗经学中的两大特点与剖析

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诗经》在西方的流传一直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汉学家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诗经》的多视角研究建立起两种文学通过理论的移植而形成的比较关系,这是西方诗经学上的一大重要特色,而对《诗经》阐释史的深入探讨又是其一大焦点,对这两方面的系列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考察其得失,借鉴其成果,有助于我们在既有对话的基础上延续中西之间的有效对话,从而促进中国诗学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国贫论——关于“依附论”理论方法的评价

一、依附论学派的兴起二百多年以前,亚当·斯密在他的不朽名著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国家何以致富?”迟至今日,西方学术界依然律津乐道于这一古典名题,不断提出新的解释,给予新的答案。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第三世界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使他们怀疑斯密的问题是不是一个谬论,并针锋相对地反问:“国家何以致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