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这里通过估算得出．我国将在2013年左右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惟一出路。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刘易斯人口流动思想述评——兼论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威廉·阿瑟·刘易斯是当代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由于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刘易斯一个重要经济理论是“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刘易斯关于人口流动的思想。本文评述刘易斯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并结合我国人口流动现状进行分析。     

中日“过劳”问题研究发展历程及特点比较--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

在文献计量学运用的基础上,对中、日“过劳”问题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分析。得到中、日“过劳”问题研究相差至少15年,国内研究团队及活跃学者过少,研究的背景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法学和医学基础薄弱,研究成果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得到,日本“过劳”问题研究已经步入成熟期,研究领域宽泛,活跃学者众多,其中长期致力于该方面研究的人员较多。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Minami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

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文章收集了中国1990～200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Minami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国进入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人口学界对“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解和研究

“以人为本”思想起源甚早,国内外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对这一思想都有过阐述和研究。从我国人口学的视角出发,结合三十多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与发展,系统地总结了国内人口学界对“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解和研究。     

当前我国打工族“搭伙夫妻”现象的社会学透视

“搭伙夫妻”不只是国外独有的社会现象，业已伴随社会转型在国内悄然兴起。其中。打工族“搭伙夫妻”现象尤为典型，理应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问题。这种新的群体性现象的产生到底是填充感情还是饮鸩止渴？是无奈还是无情？本文采用社会学理论，从其产生原因、社会影响以及应该如何正确看待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以期引起国内学者进一步关注。     

浅论“丁克”家庭形成原因及其社会影响

作为一种新型的家庭形式,“丁克”家庭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并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由此,“丁克”家庭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本文在对国内近几年相关研究论文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丁克”家庭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模型验证综述

文章针对目前学术界刘易斯模型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的应用讨论,就刘易斯拐点始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农民工工资变动,以及农业人口流动指标分析等方面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回顾,并对当前研究现状作了简单评述。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基于农业生产函数模型的分析

文章借鉴Minami准则的分析框架,选取小麦生产为研究对象．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和1980—2011年间的中国21个样本省市数据,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劳动产出弹性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其中东北地区最高,其次是西南、华东、华中和西北,华北地最低;（2）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值正在接近实际工资水平,两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且趋于平稳。由此推断出：中国经济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这一结论不但有助于厘清相关学术纷争曼能够辨析新型城镇化的窟展阶殷和政革方向     

市场获得与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

本研究纳入新经济地理的新型要素——市场获得。试图建立影响劳动力迁徙动力机制的新坐标。利用1998-2008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样本数据,本文经验验证了“市场获得一要素报酬一迁徙”的倒“U”关联机制,发现我国早期市场获得对劳动力由外围区向中心区迁徙的贡献显著,并决定了“中心一外围”的地区竞争格局。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走向“刘易斯拐点”。进而“人口红利”消退,这均迫使“市场获得一迁徙”正向关联机制趋于弱化;研究估算出我国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迁徙的隐性壁垒（边界效应值）为3．94;且边界效应由东向西呈现出阶梯型上升的区域差异态势：劳动力要素市场呈现出中心区相对开放,外围区相对闭塞的局面,而引力型政策和保障性政策分别成为了劳动力跨区域迁徙的拉力和阻力。政府的配套政策应该保障自由市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配置,在实现我国区域“中心一外围”格局走向均衡化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护中国工业生产的要素竞争力。     

试论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

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应该是死亡率上升时所出现的拐点。中国人口死亡率至今仍未因生育率的下降而出现反弹，拐点还未出现，据此断定中国人口转变至今尚未完成。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缓解“四二一”担忧的一个安民告示

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二一”家庭的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人口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四二一”家庭不会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人口结构形式．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过低、过久则有可能引发倒金字塔型的社会人口结构。本文根据中国国家老龄委公布的“人口老龄化百年人口预测数据”。对我国高、中、低三种生育方案进行比较,发现把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0.1的中方案是比较适合我国21世纪人口发展的方案。避免生育率过低或过高既能控制我国人口总量增长过快。又能避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剧．是控制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最优平衡点．     

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

文章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构建一个以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分析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区域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理性分流规律。文章认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中最具流动性的劳动力,适时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做出基于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进行二次流动,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