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前期诗歌中的浪漫主义

<正> 鲁迅的诗,参照他思想发展的进程,大体可以一九二七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鲁诗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前期在艺术风格上属于浪漫主义,后期则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关于后一点,我想大家不会有多大异议。这里我侧重谈谈鲁迅前期诗歌中浪漫主义的问题。     

浅谈鲁迅诗歌中的杂文笔法

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他在谈到自己的诗歌作品时说,“我于旧诗素未研究”,新诗则“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新诗人的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其实,从1900年春的《别诸弟三首》到1935年底的《亥年残秋偶作》,写诗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生涯。我们现在见到的鲁迅诗歌近八十首,其中大部分是旧体诗,也有一些白话新诗和民歌体,具有丰厚的思想内容和极高的艺术成就。循着鲁迅先生的杂文笔法,我们可以见到这位杂文大师所独创的诗歌艺术天地。 鲁迅杂文的特质之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他称自己的杂文“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人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一创作精神也溶化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怒向刀丛觅小诗”,其诗也是战斗的艺术结晶,锋利的战斗光芒与其杂文交相辉映。他的诗诞生在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凝聚着一个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战斗豪情。年青时代在东京写的七绝《自题小像》就是一曲深沉的爱国主义绝唱:“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与祖国存亡与共的联系,接着勾画了在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统治与侵凌下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然后通过寒星“寄意”,誓为拯救民族危亡而献身“我以我血荐轩辕     

学习鲁迅诗歌随笔

伟大来自平凡 迄今我们所看到的鲁迅先生最早的诗歌是一九○○年写的《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这时鲁迅先生十九岁,正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求学。这三首诗是作者渡年假后回到学校写的。诗句是:     

鲁迅杂文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课题

根据鲁迅杂文的实际,也根据我们到现在为止的鲁迅杂文研究的状况,我感到有几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有待于我们去突破,向前迈进一步。这里,将它们提出来,并发表一些看法,论述未必有当,主要是借此提出问题,以期引起注意和讨论。     

鲁迅诗歌杂谈——读鲁迅先生几首诗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一早期的六首新诗鲁迅先生早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六首新诗,有人说是受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写出来的,这自然不失为一种新见;但我总觉得,倘能对此提出更多的真凭实据,充分说明理由,就会有更大的说服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动了整个人类世界,象先生这样伟大的心灵,岂能不受振撼?先生在《随感录·五十九》中,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曙光”,要大家“抬起头”来迎接它,可见其时先生的心情,是何等的兴奋、激动呵!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先生那时似乎     

重视与学习鲁迅诗歌

<正> 鲁迅的诗歌,同他的小说、杂文等都是他的重要作品,也是珍贵的文学遗产。但是,鲁迅诗歌在许多时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实在有为鲁迅诗歌申辩几句的必要了。鲁迅的诗歌创作,开手最早,历时最长。从一九○○年二月写《别诸弟三首》起,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写《亥年残秋偶作》止,在三十六年间,就诗歌创作而言,鲁迅除写有散文诗集《野草》外,还写了自由体诗、民歌体诗、骚体诗和旧体诗等七十八首。这些诗篇,几乎全面地真实地形象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云、诗人的情志和他战斗的历程。这些诗篇,在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自题小像》、《梦》、《爱之神》、《他》、《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好东西歌》、《湘灵歌》、《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亥年残秋偶作》和《自嘲》等著名的诗篇,不胫商走,流传甚广,脍炙人口,使读者灵府为之朗然。像人们传诵的《自嘲》一诗,是鲁迅诗歌的代表作。     

对鲁迅先生批孔的几点认识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他一生的斗争中,对孔子也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人们不能忘怀的。1978年以来,学术界对孔子又展开了再评价的活动,而且大多数学者也给了孔子以充分的肯定,认为孔子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     

对于成龙评价的两点异议

于成龙是清初有名的清官,今山西离石人。他以勇于任事、为民作主的精神,刻苦清廉的作风,作出显著政绩,深得康熙皇帝的赞誉和群众的爱戴,官至总督,在清朝一代有较大影响。但是我们一些出版物中,指责他靠屠杀少数民族起家,是双手沾满人民起义鲜血的刽子手等等。笔者拟就这些看法提出不同意见,向专家学者与读者讨教。     

论鲁迅诗歌英译与世界传播

鲁迅是在海外最具经久不衰名望的伟大的中国作家之一,其文学作品各种语言的译作早已遍布全世界。但相对于鲁迅的小说翻译传播来说,其诗歌翻译数量还很少,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鲁迅诗歌英译的概况、鲁迅诗歌英译的问题探讨,以及鲁迅诗歌英译的世界传播意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价值哲学研究中的几点思考

本文认为:第一,价值哲学的发展,是从自发到自觉。第二,实践价值哲学的兴起,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超越,从根本上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被认为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局面。第三,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是用使用价值去理解哲学价值,是将哲学价值混同于功利价值,把哲学价值庸俗化。第四,需要并非天然合理,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认为能够满足需要,即为正价值,忽视逻辑一贯性,在理论上陷于混乱,不是一种正确的观点。     

价值哲学研究中的几点思考

本文认为：第一,价值哲学的发展,是从自发到自觉。第二,实践价值哲学的兴起,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超越,从根本上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被认为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局面。第三,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是用使用价值去理解哲学价值,是将哲学价值混同于功利价值,把哲学价值庸俗化。第四,需要并非天然合理,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认为能够满足需要,即为正价值,忽视逻辑一贯性,在理论上陷于混乱,不是一种正确的观点。     

纪念鲁迅 学习鲁迅 研究鲁迅

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本刊编辑部最近就如何深入学习和研究鲁迅,召开了座谈会。我院现代文学研究室的有关同志在会上发了言。现将他们整理的发言稿发表于下(以收到稿件先后为序)。     

对李白研究中的几点意見

(一) 关于李白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詩歌是不是歌颂和反映“盛唐气象”的问题,需要我们作進一步的探討。时萌先生在“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李白的时代背景及其詩篇中的“盛唐气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認为李白的詩篇確是反映了“盛唐气象”,不过不是主流。如果这一論断,有充分的事实根据,那倒是十分有价值的。时萌先生说:“李白既然面对过繁荣昌盛的盛唐,那末在他的诗篇中,就不会不反映‘盛唐气象’。”(重点为筆者所加) 看來,这种推论有些问题。它缺少必要的正確的前提。根据时萌先生的说法,凡是生活在盛唐的     

用真情温暖生活——诗歌写作的几点浅见

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应该赋予诗歌的内容以正能量,应该用真情去描摹生活、美化生活、温暖生活。他认为:一、生活离不开诗歌,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归宿有着教化和导向作用。二、诗歌来不得伪装和矫饰,诗人只有植根于生活的土壤,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三、诗歌要有思想的深刻性来保证。诗人应扎实学习,深度思考,勤奋写作,不辱使命。     

鲁迅的前期诗歌与其思想发展

鲁迅诗歌的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因为鲁迅诗歌不但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旧体诗和民歌体诗、外国诗式而创作的宝贵文学遗产,是本世纪前三、四十年中国历史进程的艺术概括和伟大史诗;而且也是鲁迅思想的艺术再现,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重要依据。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所写的诗,是迄今为止所收集的鲁迅诗歌的最早作品。这时期他的其它     

对“真理的价值性与阶级性”一文的几点异议

《社会科学》1984年第9期高潮升同志的《真理的价值性与阶级性》一文断言:“价值认识完全以阶级刺益和意志为转移”,“它所要分辩的”是“是否得当的问题”。企图说明价值认识没有客观标准,无所谓正确、错误,真理、谬误。 我想,这种断言似有片面性。利益对立的阶级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评价的完整表述并非完全没有客观准绳而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生活实际就是一种不由主体的主观意志所能任意转移的客观标准。比如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即使在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中,也存在着两种带规律性的认识:对于农民阶级来说,是好的;对于地主阶级来     

浅谈如何解释鲁迅诗歌——兼评《鲁迅旧诗解说》

最近读了倪墨炎同志的《鲁迅旧诗浅说》(以下简称《浅说》),感到作者在笺释解说鲁迅诗歌方面搜集了不少资料,做了许多工作,有些地方也确有新的见解;但有些地方的解释还是可以商榷的。这里提出一些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浅说》在解释原诗时,有的地方有些牵强附会,不易使人了解原诗的含义。如解说《吊卢骚》一诗头两句:“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时,作者对过去不正确的解释进行了批评,然而他提出“脱帽”是忏悔之意,不知有何根据?下一句的“盖代劣”则又说应理解     

读周振甫:《鲁迅诗歌注》

1959年我們看到了张向天同志編注的《魯迅旧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称《笺注》);1962年我們又看到了周振甫同志編注的《魯迅詩歌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称《周注》)。后者的出版,标志着学术界、出版界进一步貫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同时也說明大家已經改变了过去一种类似或性質相近的作品只能有一个本子的狭隘的看法。对于讀者来說,这也是一件好事。由于《周注》出版在后,許多地方現示了它的后来居上。首先,《笺注》虽說注意了魯迅写作詩歌的时代、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注意了作者的詩是何所为而发,因何事而作,在资料的     

用鲁迅精神研究鲁迅

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 他生前总“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牌”,要求别人在评介他的言行功过时,“要写,就坏处也得写”,即“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很遗憾,这种“贴假招牌”的现象,迄今并未绝迹。在一本鲁迅研究专著中,作者这样写道:鲁迅曾“明确地向广大青年指出:‘到延安的路,是中国青年的生路!’”这是一条凭空臆造的材料。证明它的不真实性的最简截的办法,就是翻一翻历史年表: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还在保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才迁驻延安;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有沦陷区广大青年奔赴延安和内地的活动。鲁迅怎能未卜先知,具体而“明确地”预见到在他逝世一年以后,中国青年会走上“到延安的路”呢? 在上述那本鲁迅专著中,作者描述了鲁迅“弥留之际”的战斗精神:“在他逝世前的弥留之际,仍然卧床‘倚枕’,扶病作战,对‘以前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的狄克(张春桥)之流……‘稍稍报以数鞭’”;     

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

鲁迅对魏晋文章十分钟爱,他的一些论述尽管是“杂文笔法”,却对后来的魏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人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依据,这在魏晋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形成鲁迅资源的同时又几乎形成了“鲁迅神话”。但是,通过对鲁迅关于魏晋文学具体事例研究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混淆起来。何况,即使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学术式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需要将人为的“鲁迅神话”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话”,客观地分析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