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历史追思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是交往密切的邻邦,两国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两个民族都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在长达二千余年的交往中,除近百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破坏了两国历史上传统的正常关系外,基本上是友好的。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可以使我们预见未来,本文试图对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历史作一回顾思索。一明治维新以前的中日关系史,大致可以说是日本向中国学习,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日本文化以中国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

对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所涉及的日本遣唐使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了古代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随遣唐使来中国的历史背景、日本留学生的待遇与生活,阐述了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中的著名人物的留学经历,指出了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发现的重要意义。     

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王维

阿倍仲麻吕是唐朝时期的日本遣唐留学生,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王维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与官僚。从有关的诗文可以考察到其两人交往的史实与友谊。阿倍仲麻吕与王维的交往是其与唐代文人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和证明,反映了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多种形式及其意义。     

《日本灵异记》中的日本古代社会及民众生活

《日本灵异记》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其中记述的故事多发生在奈良时代,探究其中的故事可以了解日本古代社会风貌及民众生活,对于开展文学文化研究、历史民俗研究及中日比较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李寅生著《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自古以来就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 ,其中的文化交流更是源远流长。两千年来 ,中日两国的文化彼此浸润、互补短长。直到今天 ,两国在许多文化方面的共同痕迹仍是清晰可见。在中日两千年的交往历史中 ,日本学习并吸吮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 ,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文化。本论著以唐代文化 (以盛唐文化为主 )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问题为研究对象 ,对唐代文化影响下的日本文化现象做一些解释和说明。论文的主体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简略论述盛唐时代的社会现象 ,着重反映盛唐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良好的周…     

中学《世界历史》复习参考题解

十五世纪前世界各地与我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如何? 答:十五世纪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就与我国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①朝中:唐朝时候,朝鲜派许多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朝鲜画家李宁在宋朝时来到中国,他的作品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11世纪中国的泥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后来中国创造了木活字,朝鲜又发明了铅活字。朝中人民在文化上互相交流,彼此促进。②日中:从我国秦汉始,把水稻种植、青铜和铁的冶练术传入日本。从七至九世纪,日本先后派出十三、四次“遣唐使”来中国。还有留学生和僧人长住中国,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和高僧空海等。我国的高僧鉴真也东渡日本,带去佛经、佛教和建筑、雕刻艺术、     

紫式部与中国唐文化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是日本伟大的女诗人、女作家,从小研读汉文典籍、学习唐文化,在文学创作中或多或少、或简或繁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唐文化,可以说紫式部和中国唐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紫式部对唐文化的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十年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概况

隋唐时代，是中日两国政府与民间交往十分频繁的时代。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外交史册上，留下了许多传颂至今的名人佳话，如中国僧人鉴真东渡日本传法，日本阿倍仲麻吕等名人入唐等等。这其中，我们自然不能忽略日本名僧圆仁。20世纪50年代以来，     

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当代汉学家沟口雄三的中国学研究

一般认为,汉学发轫于16世纪末的西方,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到20世纪逐步进入繁荣期.但日本在六世纪中期就已经有中国典籍传入了,相对于西方来说,可以说日本与中国汉学的渊源最为深远.从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称之为汉学时期,汉学时期严格说来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研究",只能说是对中国典籍或思想的引进、学习.     

“访采真荃”的空海

千余年来,空海对日本思想、文化有很大影响.他不仅是日本僧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同时在哲学、语言、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空海生活的年代,正是日本同中国交往最频繁的“遗唐使”时期.空海曾留学中国,吸收了中国文化思想成果,加以消化,为发展和丰富正在成长中的日本古代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中日文化交往上,空海是值得纪念的一位人物.     

《唐大和尚东征传》的学术价值及其意义

日人元开的《唐大和尚东征传》，是记述鉴真东渡事迹最完善的著作。鉴真法师过海以后，对于日本的佛教发展、寺庙建筑、佛像雕塑以及医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古代中、日交往史上最光彩的记录。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再论日本书法形成中的中国之影响

日本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法书的传入和影响,可以分为早期和以后的三个时期加以说明.早期始于文字和汉文化的传入.第一期(初期)平安时代到奈良时代(710- 1185),在这一时期,日本开始主动、大规模且长期推行吸收大陆文化,即史称为遣唐使的活动.晚唐以后,全面追随和模仿的倾向走弱,受此影响,与"唐样"即中国风格书法继续大行其道的同时,所谓"和样"即日本风格的书法也开始出现、确立,书法的变迁从一个方面展示,日本的民族文化萌出新芽.从载体来看,书法和书法交流仅属于少数社会上层即贵族阶级.第二时期(中期)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1185- 1868),这一时期,宋代书法向唐朝书体挑战的风潮影响到日本,到江户时代,"唐样"与"和样"终成两分天下的局面.第三时期(后期),明治维新以后(1868-),第三时期为期很短,但是冲击力极大.中国众多书法家的法帖流入日本,不仅使得日本书法界异彩纷呈,也深刻推动了书法理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书法开始走向一般民众.     

试论以勘合贸易为中心的明日关系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历史由来已久。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当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战国、日本还停留在弥生式文化时期,中国的先进手工业技术及青铜器和较高的文化相继传入日本。这是两国的最早往来。隋、唐时期强大的、统一的政权为中日的友好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创造中日友好的繁荣时代。宋、日政府间的关系一度中断,但贸易往来极为频繁,贸易规模数额之大,贸易时间之长,是任何朝代不可比拟的。     

鉴真东渡兴律缘由考论

律宗大师鉴真(688—763)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弘扬佛法方面,可与玄奘法师同名九鼎.白天宝元年(742)至天宝12年(753)间,他涉海东渡,历尽万劫,直至双几失明才抵达日本,他既而统率门徒,彰法金堂,传戒奈良,于是店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祖庭,同时中国建筑、雕塑、医药、书法和印刷等文化精华随之东传,以致鉴真英名与奈良文化不可须臾分开. 然鉴真事迹在中国却鲜为人述.李肇撰《唐国史补》仅记数十字,《全唐诗逸》中补辑高鹤林     

遣隋唐使中留学生及学问僧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贡献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大和朝廷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遣隋、唐使团，随使团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学成回日后，促进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他们是中日交流史上对日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新罗、日本遣唐留学比较研究

派遣留学生赴唐学习是新罗、日本汲取中国唐文化的重要方式.由两国留学生派遣及留学生在唐学习情况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对唐文化的汲取各有特色:新罗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行为,而日本则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新罗的实践性强,而日本的针对性明显;新罗慕化更深,而日本的汲取成效更为显著.之所以如此,其背后有着自然地理条件、国家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历史发展对日本国民性特征形成的影响分析 ——以奈良至明治时代历史脉络为主线

日本国民性是日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形成的独有的性格特点,在整个日本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于世界 来说,则更具有日本的代表性。日本国民性的形成与日本的地理位置因素不无关系,但是日本的历史对于其国民性的影响也 很大。通过探究日本自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期间的历史发展脉络,得出日本独特的发展历史对于国民性的影响,对于研究日 本社会文化有更新的理解。     

中国古典图书分类法及目录学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各种图书分类及目录学很早就传入日本,对日本学术界产深远影响。迄至今日,它们仍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可稽考的传入日本最早的中国图书分类暨目录专著,是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但其分类之学并未被日本藏书界所用。至奈良时代,其图书事业开始勃发的日本,置中国陈旧的七略,七录之法于不顾,而直接受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图书四分法。唐代,代表当时中国图书分类法及目录学在国家藏书与史志中运用的最辉煌成就有《隋书·经籍志》、何茂庶的《四     

论唐代对外交往诗歌的文化意义

作为唐王朝与四邻交往的直接产物,唐代对外交往诗歌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反映了唐王朝所开展的积极主动的外交在有效维护边防安全、密切与周边诸邻的友好往来及扩大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东亚各族积极主动学习先进唐文化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新罗、日本等国所受唐文化之沾溉。除此之外,有唐三百年国势之盛衰变迁及其对于文人心理的深刻影响,也在此类诗歌中得到充分表现。     

中日文学交流史略谈

自从三世纪后期，中国书籍和文字传入日本，遂使日本逐渐有了以书面表达思想的有效手段——汉字及“万叶假名”，以后又经过日本人四百多年的努力，于是八世纪（中国盛唐，日本奈良时代），在日本先后诞生了四大文学巨著：《古事记》、《日本书记》、《怀风藻》、《万叶集》。四书中都深深打着中国经书典籍的烙印，连日本民族色彩最强烈的《万叶集》，也正如小岛宪之指出的那样：“万叶人的痕厨中有汉籍”。而且日本书面文学一诞生，就形成了两个系统，即一个是“和文学”，一个是汉文学。迄于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北来前期，日本平安时代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