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集与文言小说的创作及发展规律

中国古代以“征奇话异”为主要内容的文人雅集活动十分活跃,这极大地刺激了文言小说创作的繁荣.文人雅集还使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某些规律:有时同一故事因参与雅集的人各有叙写或因在不同雅集场合辗转流传而“闻见难一”,从而造成文言小说创作中频繁出现一事多载的现象;有时同一作家因参与不同雅集活动而对同一故事有着前后不同的接受途径,于是对同一故事的先后叙写便差异很大;文人雅集还使文言小说表现出明显的传闻性、民间性与娱乐性;参与稚集的小说家之间的交流切磋,往往使他们的小说观念表现出某些共同倾向.     

论赛珍珠小说的“中国经验”——以《中国小说》为视角的考察

美国作家赛珍珠以《大地》等中国题材小说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以"中国小说"为题的授奖演说中,赛珍珠系统论述了自己小说创作的"中国经验":"为了让平民高兴"的写作观念、"故事的天才之水"的叙事风格、"人物高于一切"的形象塑造。这些"中国经验"构成了赛珍珠小说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与艺术储备,并在作品中以多种审美样态呈现出来。赛珍珠的"中国经验"与莫言等中国本土作家的"中国经验"同中有异,互为参照,相映成趣,共同成就了中国小说异彩纷呈的艺术表现。     

唐代文人的“走后门”

唐代以科取仕，有些举子为了得中，千方百计找关系、寻门路，当时京城长安盛行一种被称为“温卷”的风气，就说明了这个问趣。     

论当代小说的性叙事价值——新时期以来小说性叙事研究之二

小说中的性叙事应该包括性伦理叙事和性行为叙事,但人们往往将其误解为性行为叙事.更为不幸的是,很少有人去研究小说中的性叙事价值.本文首次对当代小说中的性叙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总结出一些正面价值来,值得作家和评论家借鉴.     

唐代小说与诗“并称奇作”原因考——兼论小说发展中的重史倾向

本文从小说概念的演变和唐代小说地位的提高两方面,考察了唐代小说和诗律“并称奇作”的原因,其中涉及了中国小说发展中的重史倾向,认为这种倾向是前期小说发展缓慢、滞后的原因之一;而地位和命运的逐步改善,又是唐代小说繁荣的先决条件之一。     

生命本体的诗意接近--论中国文人的舟居情结

舟的独特品性使它深入历代文人的心灵世界,成了负载人类情感与理想的心灵之舟,从实用走向审美.舟是中国士人人生政治失意后身心的疗养所,是功成后全身远祸的避难所和保全天性的理想境地.舟不滞于物、从流飘荡的特性是心灵自由的象征,代表了文人的一种自由人格.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文人士子们居于舟,临于水,钓于鱼,向自然界寻求生命的意义,体现对生命价值的张扬和对生命本源的关注,表达了强烈的呼唤本性自由的回归意识.     

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真幻关系论

六朝以前人们对小说的虚构特点尚未自觉。唐宋出现了对小说虚构特点的初步自觉,但对真幻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尚缺少丰富深刻的认识。明清是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真幻关系论的成熟时期,众多杰出的小说评点家结合当时流行的小说文本,将真幻相即的深刻剖析渗透到创作发生、艺术构思、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环节的分析中去,从而将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关系的分析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魔咒与解码——“知青小说”与“后知青小说”比较论

"知青小说"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知青小说"和"后知青小说"两个阶段,"后知青小说"体现了对"知青小说"的超越:在结构方面,"知青小说"强调以双线并行的方式讲述完整的故事来宣泄内心情感,"后知青小说"则挣脱了意识形态的魔咒,以散点叙述的方式,在解构历史的同时,也解构现实当下,思考有关人生存的尊严、良知等深度问题;在主题方面,"后知青小说"解构了"知青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对严肃事件采取狂欢化游戏态度,以"性"的高贵纯洁击碎了所谓的理想,以戏谑嘲弄取代了当年的"青春无悔";在叙事立场方面,"后知青小说"不是站在知青的立场上去感恩亲情,而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展示知青的罪恶,表现灵魂的忏悔,同时找到救赎之路,以换位思考将知青小说的反思力度向纵深推进。"知青小说"多次站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潮头,引领文学的风尚,慰藉饥渴的心灵,记载受难的历史,升华对人性的体悟。"后知青小说"则挖掘了知青经验的冻土,表现出对责任的认知和可贵的自省、自审意识,在百家争鸣的当下文坛取得一席之地。     

论川端康成小说“爱”的主题

目前在中国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川端研究仍是热点。近年来出版的专著与发表的论文不计其数。它们大多数或者围绕川端的具体作品进行分析 ,或者对其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死亡主题进行探讨 ,很少关注作品中表现的另一重大主题——爱。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理清脉络 ,并分析这一主题创作的主要原因。一　　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 ,也是川端小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川端小说“爱”的主题流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 ,展现纯洁的初恋之爱阶段 ;第二 ,描写爱与美的相知之爱阶段 ;第三 ,探讨爱与性、爱与道德阶段 ;第四 ,表现变态之爱阶段。　　…     

现代家族小说中的“老中国的儿女”与国民性批判

伴随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近现代思想文化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新国民精神的呼唤从未停止过。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作家在对家族生活的思考中将＂家＂与国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样贯穿了这样的努力,特别是通过对＂老中国的儿女＂形象的塑造,批判了中国老百姓身上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进而参与到新国家的建设中。     

论中国近代文学的本位性

中国近代文学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学类型,它具有自己的本位性,表现为变动不居、价值多元、内在的紧张与冲突、探索与创造等特征。近代翻译文学是中国近代的本位性文学。确立中国近代文学的本位观对中国文学通史具有关键性意义。     

清末报载小说叙事“新闻性”探究

清末,伴随报业的兴起,报载小说风起云涌。受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制约与影响,小说叙事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这种新变主要表现为,报载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报纸的新闻特性,诸如小说叙事的时效性与纪实性、政论倾向、新异趣尚、地域意识等,因而与古代小说相比,报载小说呈现了一种崭新的时代艺术风貌。     

文言小说“谐”与“笑”解

文言小说谐与笑常常被理解为诙谐、嘲弄、滑稽、幽默等等与笑话和喜剧有关的词义内涵。而事实上,在文言小说中,谐与笑有着大于谐谑的内涵。传奇最初是对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地位低下的小说的谦称,但到明万历以后小说虚构已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以传奇法而志怪甚至成为有意的创作手段。到清代中期,文言小说观念的变迁异常明显,作家对小说非信实文体特征公开认同,对谐词胜于正史的教化作用相当自信,上述这些都是小说虚构观念发展的表现和证明。     

曲史观：中国古典史剧文人创作的中心话语

以曲为史的曲史观是中国古典史剧文人创作的中心话语。曲史观主要表现为借助史剧创作表演历史、补足历史和改编历史 ,而其改编历史与寓言观的任意对待历史有着显著的区别。曲史观中心话语地位的形成 ,与古代文人经历、社会学术思潮、戏剧与史著共同的功能、戏剧通俗性与文人借史化民愿望的结合等密切相关     

先秦两汉文人“立言”内涵的历史考察

建安之前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立言"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人的立言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表现在于其一,立言的情感色彩日益浓郁,这主要缘于文人立言的主体意识日趋自觉;其二,立言的内容逐渐丰富,就其包含的文献典籍来说,大致经历了由春秋中叶之前的经、史,到春秋中叶至战国后期的子、集,再到两汉时期的经、史、子、集的变化过程.不过"立言"作为对有关国家政治、道德教化之言辞的记载这一主旨在文人心中仍占主导并贯穿该期始终.     

“以小说为证”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形成

在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下,小说多依附于子、史,几乎都是“为证”式的,非为小说而小说,故虽名为小说,实以证理为主要,兼有证教、证才、证诗、证地等,小说被视为“证据”或论证的手段.大体而言,唐前重小说“所证”,唐及后世重为证的小说文本本身.过分突出“所证”,小说本身的故事处于依附地位,妨碍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反之,作为“证据”本身及“论证”过程超越于所证,小说文体之独立性也就慢慢得以呈现.     

论中国五大小说名著的不可译现象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具有不可译 (英译 )的现象。从语音和字形两方面都存在可译性限度 ,不同翻译方法带来了不同得失     

论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的悲剧品格

“红叶题诗”是一个著名的传统题材 ,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 ,通过宫女与士子这种特定身份的婚恋 ,揭示了这种独特题材“红叶题诗”的文化内涵 :唐五代宫女的独特性与命运悲剧、晚唐五代士子对盛世的热望与现实的苦痛、婚姻的宿命观 ,显示了内在的矛盾冲突与整体悲剧品格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嬗变轨迹

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茕标独树 ,内容趋于规范 ,形式渐次定型 ,特征日趋显豁 ,其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且其在不断发展完善中 ,熏陶和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独立风格。     

论中国乡土小说的二重叙述困境

中国乡土小说的叙述存在着二重困境:一是叙述姿态上,作家们常陷入城与乡、外与内的深层困惑中;二是在叙述特征的追求上,作家们对地域性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误区.这二重困境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乡土小说的成就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