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视野下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蕴含了超前的生态意识和思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本文拟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重新解读英国浪漫主义的经典诗歌,分析和探索其中丰富的生态思想,从而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推动文学评论的多样性。     

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批评

一、９０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社会文化形态也由传统的农业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从价值体系上看,则由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模式,向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体系转化。对大众日常生活价值形态...     

诗学社会学视野与诗歌批评话语——耿占春的诗学批评

在"失去象征"的日常诗歌话语场域建立诗歌的意义评价机制,这是耿占春诗学的主要特点。因此,他的诗学建构是在社会学视野与知识分子个体感知性话语之间的创造性凸显。他力求通过把概念理论化、细节主题化的方式,令人信服地呈现了"后象征"时期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批评的"小诗学"图式。     

从诗歌“三美”谈诗歌批评

文章用古今、中英诗歌实例论证了闻一多的诗歌"三美"说,同时提出诗歌批评应进行综合批评的主张,并提供了中英诗歌批评实例.     

诗歌如何“民间”的两岸诗学论争

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过去在长年的隔绝中,各自以不同的步调与方式开展,文学也大抵如此。但若从文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却不难发现两者在相异之中存在着相似的路径。其中最显著的,是战后的两岸都在压抑的文学氛围中出现了以"西方"为灵感来源的现代主义风潮,并在现代主义文学站稳脚跟并取得一定的影响力之后,随之激起另一波以"民间"、"口语"与"此时此地"为诉求的挑战。具体来说,大陆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民间写作论争"(1998-2000),以及台湾70年代初期的"现代诗论战"(1972-1974),都是在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了近20年之后所激荡出来的关于诗歌语言与美学理念的意见交锋,同时也都是环绕在"中国/西方"、"现代/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平民"、"晦涩/平易"的二元架构下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大众文化及其批判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激进革命政治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全面衰退,大众文化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点问题.阿多诺与本雅明就大众文化的本质与功能以及如何在大众文化的统治下实现人的"解放"展开的激烈争论,奠定了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视域与平台.随后,无论是英国文化学派从平民主义立场出发肯定大众文化,还是后现代主义以消解现代性为途径批判大众文化,均体现出了解放理想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现实面前所无法逃脱的乌托邦命运.总的来看,大众文化研究一方面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出"后革命"时代马克思的革命和解放理论所面临的巨大的理论困境和现实挑战.     

“个人化写作”与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

"个人化写作"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命名,也是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中不可忽略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通过对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个人化写作"策略的选择和演变流程的梳理,对"个人化写作"的欲望化书写的深刻批判、对"个人化写作"复杂性和差异性的细致剖析,更为深入地解读了新时期以来的先锋诗歌中"个人化写作"的丰富内涵和诗学意义,也由此进一步地探索了先锋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有效途径。     

边缘的主流——对八、九十年代诗歌论争的一种阐释

在当代诗歌的历史叙述中,"朦胧诗"、"第三代"与"90年代诗歌"构成了八、九十年代诗歌的中心环节,关于它们的争论也是诗歌批评的最重要部分。悖论性的是,这些诗歌在其最活跃的阶段实际上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中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引起的批判最多,内部的差异和争论也最激烈。这是否隐含了当代诗歌一条隐秘的成规,争议越多,越不可回避,其地位也越稳固。     

对大众文化批评及大众文化特征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但这种理论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将法兰克福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非语境化和非历史化，会导致对当代和中国大众文化特点的误读。如果现实地和客观地去审视大众文化，就会发现大众文化其它诸多特征。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国学热”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是一个大众文化现象,应该放在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下来加以审视。其在大众文化领域中的表现,可以从大众教育、大众传媒、大众审美、生活方式等方面看出。与近代以来历次传统文化热潮不同,这次"国学热"呈现出新特点:一是不再是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内的争论,而是借助发达的现代大众传媒,向大众文化领域大举进军;二是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得"国学"成为一门"产业";三是这次"国学热"是在"大国崛起""现代性批判"和"全球化"等语境下兴起的。对于本次"国学热"产生的影响,我们应审慎评估,既要看到其重要意义,也要认真对待其中存在的问题。     

“意识流文学”论争对“新时期”批评话语转型的贡献

中国“新时期”初出现的“意识流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使得采用在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学思路,以政治话语去为其进行合法性辩护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为“意识流小说”出场进行的辩护最终转换成了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共同参与的学术建构活动.尽管最初参与论争的人政治诉求与学术诉求常常相互纠结,学术话语的使用同时也是为政治立场辩护的策略性选择,但随着论争的展开,后来的学者更多地被学术话题本身吸引.这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用学术话语置换政治话语的一次重要尝试,对当代文学研究者学术意识的回归与学术身份的确立都有重要贡献.     

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味”

“味”是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重要范畴之一。以味论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诗论家和现当代理论家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但对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特点和演变轨迹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从中西美学对于味在审美理论中的巨大差异入手,以钟嵘、司空图和苏轼的“诗味论”为重点,探讨诗味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力图揭示“诗味论”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审美理想演变的关系。以味论诗,积淀着汉民族经验性思维的性格特征。与西方人长于理性分析、思辨人奥不同,中国古代极…     

“世界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诗人穆旦已经被充分经典化了.王佐良的评介文章<一个中国诗人>,是穆旦研究的经典之作;穆旦的诗作<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从<一个中国诗人>到<饥饿的中国>,穆旦提供了一种"世界诗歌","可译性"是这种"世界诗歌"的重要特点.穆旦的"世界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意义重大,但也由此带来了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现代”视野中的艾青诗歌

艾青的诗歌很具个性,本文将其创作和作品置于“现代”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和评价。本文也初步探究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环境对艾青诗歌创作的影响。     

网络诗歌的大众文化特征分析

网络诗歌的兴起是20世纪末的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传统的批评家和诗人往往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对其置之不理。目前的网络诗歌无论在文化心理、知识逻辑、现状与批评等方面都具有大众文化特征,从客观公正的角度上肯定其大众文化色彩绝不是要对其进行贬低,而是希望在明确其文化层次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规范、扶植和正确的引导,并对网络诗歌、大众文化等一系列概念予以澄清。     

九十年代诗歌的智识意义

现在听到的对于后朦胧诗的批评与８０年代反对“朦胧诗”的情形并不相同，因为意识形态的干预力量已远不如以前。那个时候诗歌领域的斗争一直停留在两极的状态中，即以一种预设好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较量来审视当时的诗歌创作现象。一些反对“朦胧诗”的理论家们自觉地与当时的意识形态配合，并用主流话语批驳“朦胧诗”的不当之处。现在看来，这种预设好的理论框架是最值得检讨的。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人们过分强调了一种理论的普适性特征，而对于理论中的自我认同性缺乏最低程度的体会。因此，对于具体的诗歌…     

生态批评视野下的哈代与庄子比较

文明的发展强化了人的作用和地位,人们在安然享受文明带来的舒适与便捷的同时忽视了自然与人的关系,只是一味地攫取和索求。面对人类的贪欲导致的严重后果,庄子从大自然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和智慧,以自然为师,从而超越了自我以及人类本身的局限性。哈代也强调人应该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但在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时,却又时时流露出宿命的思想,突出了命运对人的冷酷无情,以及自然虽洞察一切,却无法救赎人类的无奈,发出了一种听天由命,悲天悯人的感叹。     

批评之四维--大众文化批评的原则

大众文化批评不可能依据现成的批评理论和既定的标准.它体现在三种范畴技术批评、商业批评、人文批评.人文知识分子应坚持人文批评,它应该从四个维度展开,即理性维度、道德维度、审美维度、社会维度.     

乾嘉诗歌批评“厚今”现象成因探

乾嘉时期的诗学理论与清初一样是在辩驳明代文学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批评明代文学的盲目复古和低俗,认为有明一代是衰落的一代,自信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厚今。受统治阶级和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乾嘉学人对明代的复古思潮和门户持批判的态度,他们的文学观更具历史辩证性,认为当代也能创造出经典。乾嘉文学创作繁荣,在盛世情怀下,他们认为自身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论“十七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

“十七年”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反映着这一时期诗人诗歌活动的某种悖论:一方面,臧克家通过选本的序跋写作与选本删改等批评活动,鲜明地表达了他紧跟时代步伐的激进姿态;另一方面,透过这些诗歌选本批评的某些言说及其策略,显示出臧克家作为一个诗人真诚的一面.臧克家诗歌选本批评中的这种“说”与“被说”,折射出“十七年”诗歌批评的某种矛盾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