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突变与内生:礼部尚书与嘉靖朝政治

在中国古代的行政体系中,直至明代的嘉靖朝以前,吏部都以掌铨选、权势重而使其尚书在朝中地位尊崇。明世宗嘉靖朝因"大礼议"及其他礼制改革的要求,礼部尚书成为一个备受荣宠的群体,有半数的礼部尚书进入内阁,其中有四人成为首辅。礼部尚书独重是突变的,是嘉靖朝政治发展内生的产物,对嘉靖朝政治格局的演变、官员迁升路线的影响、政治斗争的激化和当时及后世仕风的影响,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也是解读嘉靖朝政治的一个独特视角。     

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进一步发展.雄踞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以及后来的元朝和清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建立国家政权和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或"因俗而治",或易俗而"行汉法",在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历史上或当时主流意识的国家观及其制度,分别建立起颇具特色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则从历史之势、历史之变与常相统一的思想出发,对其进行总结和阐述,为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贡貂制度与清代东北治策

“贡貂制度”是清代东北治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对清朝政权的稳固及东北边疆的安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东北的历史进程与走向亦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文章从正反两方面探讨了“贡貂制度”的利弊得失及其深层原因。     

试论明清书吏作乱的制度根源

书吏是古代行政的执行人员,是官员在行政运作中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书吏作乱是明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且清代比明代更为严重,竟然达到"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的地步.可以说,书吏在明清政治中操纵权力,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已经造成严重的"吏弊".从制度角度而言,明清书吏、尤其是清代书吏作乱主要是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引发的.科举制度造就的迂腐无能的官员为书吏作乱提供了土壤,人事回避制度加强了官员对书吏的倚重;等级制度森严造成书吏升迁无望、生活无着,使书吏作乱成为现实;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政治使书吏作乱成为整个封建吏治败坏的组成部分.上述制度因素,才是隐藏在"清代与胥吏共天下"背后的根本原因.     

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清代,天花肆虐不仅严重危害人的生命,而且给王朝行政带来很大干扰。为避免和减少天花对行政的不利影响,清朝统治者作了种种努力,并制订相应措施,形成国家施政中的某些特殊内容。社会历史现象,不仅仅是人的社会性活动,其形成与结果,还往往受到自然因素包括灾疫的影响,而人的能动行为,也在改变这种影响,治史者对此应予以注意。     

明亡教训的清朝解题:论清前期的言路整饬

"明清更替"、"清承明制"赅括了明清改朝换代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断裂与连续的特性。清前期言路的整饬,既包括"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的话语构建,也包括多项相关制度的调整,如风闻言事之例的禁与开、巡按的永久性停遣、科道官的缩编、台省合一、六科封驳权的废止等,都指向阉割言官作为言路的舆论监督机能和制约皇权机能,都指向确立和巩固首崇满洲的国家体制,大大强化了君主独裁。从理解有关当事人的动机和面临的境况来加以审视,清前期言路的整饬充分实现了清朝统治者和满洲贵族建立并巩固其全国统治的目标。从与清朝合作的汉族士大夫的立场看,言路整饬是必要的,但整饬办法无疑是不受欢迎的。而对明朝遗民来讲,清朝的言路整饬与他们所希冀的方向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并没有从制度上解开道德、舆论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混沌纠结,而是有选择地阉割了言路形成舆论、将政治公开化及其制约皇权的机能。     

杨翠喜:一个民女引发的监察大案

<正>"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管理,很早就开始探索朴素的制度化与法律化进程,提出了"善治者治吏、不善治者治民"的思想,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官之法,其中,对官吏的监察制度和监察法是一个重要内容,它在提高行政效率、整肃官僚队伍、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今天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廉政文化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刊从今年起开设专栏,请焦利教授讲述我国古代治吏的故事。     

村民自治中的乡村政治人——以陕北S村为例

村民自治中从对乡村事务的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层面来说,现阶段可划分为在职政治人、在野政治人和无政治阶层(普通村民)。在职政治人是影响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他们对村民自治发挥着支撑作用,对广大村民能够起动员和引领作用,因此必须把他们培育和塑造成现代乡村政治人,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目标。     

人性化公共行政理念的重构

公共行政理念在百年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决定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决定公共行政实践活动的方向.从"执行行政人"、"官僚行政人"、"有限理性行政人"、"理性经济人"的发展理路进行反思,它们都只是从一个简单化的层面意义上揭示了人之本性的内核,进而从认识论维度构建起人的完整体系--心理、精神到行为."完整行政人"是要将此种理念具体为行政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追求"完整行政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行政人人性缺失方面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的重构.     

挖掘利用十三行文化遗迹,助推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和枢纽港,拥有丰富的海丝文化遗迹,特别是清朝"十三行"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独占全国的鳌头,为广州留下了独特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州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历史文化遗迹,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广州世界商贸之都的建设和世界文化名城的培育。     

透视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特质

从古代政治文化体制的绵绵沿革透视我国经济管理的特质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附着于封建社会政治与伦理的理念。传统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式的建构,为农耕经济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人"经国济民"或称"经国济世"的管理思想和携带着天然的弃私性;求均意识限制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现代管理模式的形成;重农抑商的政策及重义轻利的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制约经济发展与高效管理的障碍。这些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管理和经济管理合而为一的形态表现。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形态,托体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用今人的价值观念去品鉴古人的经济管理意识,目的是从中获取睿智的思想源泉,加深对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独特性的探讨,为凝缩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提供借鉴。     

新知

正新发现秃头有治了!美国科学家近期在找出治秃头的最佳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人们未来或可摆脱"绝顶"烦恼,不用再担心自己"秀发无影踪,头屑更出众"。他们利用老鼠干细胞,制作会长出毛发的皮肤组织,且其长出的毛发更接近真发。据报道,该项研究成果未来或有助开发治疗秃头的药物。印第安纳大学医学     

Expounding Neo-Confucianism： Choice of Tradition at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Cultural Conflict and the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Qing

明清鼎革之际,满汉之间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组织方式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满汉文化冲突的主要内容,加剧了顺治和康熙初年的社会矛盾。面对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清初理学既不批判现实,也不反传统,而是致力于社会重建,力图通过合法的渠道,按照儒家的正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并借机恢复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臣真正将理学推向朝廷之后,理学在清朝政治中的影响随之急剧扩大,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清朝政权的指导思想,成为清朝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初社会政治演变方向问题。在此过程中,清朝政治逐渐完成了从满洲传统政治向中原政治的历史性转型,而皇帝转向儒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使满汉间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民族融合成为可能。与之相应,遗民政治态度从复明到重建的改变,则是清初中国社会由乱到治的标志性政治和文化现象。     

"以力行为工夫":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

黄宗羲最有特色的思想是他的新民本思想.之所以称为"新民本",就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尚书>、<孟子>以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治、民有、民主的新范式.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对君主专制的深刻批判;他批判君主的"一家之(私)法",主张建立"天下之(公)法",呼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反映了其朴素的民治思想;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则揭示了他朴素的民有、民主思想.     

试分析高等院校师德滑坡的归因

高校师德滑坡的政治文化内在归因是:古代师德的"圣人标准"解体了,而现代的"常人标准"没有建立起来;多元社会外因在于教育体制出现问题:对教师的师德要求停留在国家功利主义的基础上--重师才轻师德、重国家集体轻教师个体.     

先秦时期渎职犯罪考察

中国古代渎职犯罪起源于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渎职犯罪立法与夏、商、西周时期职官的世袭制密切相关,即世袭制是中国古代渎职犯罪的政治根源,在制度上为奴隶主贵族进行渎职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打击职官的渎职行为,夏、商、西周时期都对官吏渎职行为认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对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先秦时期的反渎职立法对当代中国的渎职犯罪法律规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我们应该将"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加强对公务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教育,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同时,完善打击渎职犯罪的立法,强化权力监督机制,从而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

在传统指令性政治—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身份及其行为从属于国家党政权力组织的正式序列，企业缺乏在国家计划之外自主发展的能力空间，同时也为政治—行政体系的运行制造了障碍。从１９７８年起，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开始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权威控制，并逐步确立了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不完全规范机制。在国有企业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对产权的合理处置是核心问题。中国国企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分。在此基础上，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完成了与国有企业“权力共享”的变革：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向国企管理者进行权力的功能性委托；另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最大限度地滞留权力。国企改革引发了国家政治—行政体制的积极反应，并通过市场自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努力，实现了政企之间切实可行的权力平衡机制。中国国企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的事例，提供了一系列经验性的有效启示     

封建主义还是"官治主义"?——中国古代"官治"社会基本特征及对现时代的影响

文章第一部分在分析封建主义范畴基本规定性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官治主义,中国古代社会是"官治"社会,"官--民"二元结构是它的基本特质.文章的第二部分着重对官治社会四个方面的特征作了具体的分析,第三部分则分析了传统"官治"社会特性在现时代的具体影响及其消解的可能路径.     

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的存否再辨——以所有权的公、私对抗性差异为主要判断标准

判断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是否存在,依托于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权利状态。现代财产所有权在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差异,可以转变成私人土地所有权在古代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权能状态。古代私人土地所有权在私领域出现后,逐渐在法律领域制度化并呈现对抗私人的有效性,但由于国、民之间关系的依附性与仆从化而不具有对抗国家的有效性。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公领域内私人土地所有权对抗国家的无效性是主导方面,由此也可以判断"私人土地所有权"这一概念应用于古代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合理性,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是阙如的。私人对土地的支配不过是掌握政权者获取财富方式转变的客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