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法治路径与法律文化氛围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法治路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内在必然联系是: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为主要任务,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推进"善政"体系建设,强调积极而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良好的法律文化氛围相呼应,即确立和发展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权受制于法、权力制衡、慎用权力、敬畏用权的习俗和观念;确立和发展一把手身先垂范带头接受监督,以及对腐败零容忍的舆论导向和观念;确立和发展主权在民,人民群众应积极主动创造和争取幸福和正义、真正当家做主的习俗、观念和信念。     

行政征收的价值追求与方法选择

以"条例"为实证,阐明行政征收应以正义之价值目标为追求和以法治的方法进行规制的观点.前者,税负公平表现在权利与权力之间通过公共产品交易的平衡以及不同权利问成本分担的合理,其目的在于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后者,行政立法只能满足社会发展对法制的需求,但诸多缺陷."立法主导"是法治进程的必然.非"行政主导"并不排斥授权下的行政立法,但授权须是明确的.其目的在于以宪政视角修正权力的配置体系,明正立法主体,制衡行政权力.     

纳税人权利保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的立法构建

主权在民理论确立的公民主权所有者地位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政治根基,公共物品理论揭示的税收与公共物品之间的对价关系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经济考量,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论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平衡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理解读。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经验,分析和审视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和不足,从宪政、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三个方面对纳税人权利进行立法构建。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宪政基本原则的内在张力

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人类社会管理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但其指导理论自身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性,与宪政的权利保障、法治、权力制约、民主、有限政府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对这些矛盾冲突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与宪政的关联性,对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宪政语境下权利与权力调和的路径新探——通过法律实现社会和谐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是宪政制度产生的动力,当公共空间从个人的集合中产生出来,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从未停止过。然而这两者并非永远处于对立的两极,将和谐的理念引入法律的建构,可以通过法律既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又畅通公共权力的实施,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二元分析

从立宪史的角度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立宪实践的世界潮流。从逻辑的角度看,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政府守法的宪政学理论基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依法治国的实现过程 ,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整体推进的过程 ,文章选择其中的守法环节为议题 ,就政府守法的宪政学理论基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进行初步探讨 ,阐明了政府权力的来源以及通过政府守法使宪法庄严宣告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得以具体化、现实化。     

从意见与意志的区分看哈耶克的政治理论

考察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而之所以要对权力进行限制,一般论者认为公共权力是恶的,或者是认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是不可靠的,在行使权力时也以追求个人利益,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此,要设置诸种措施防止权力行使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偏离被代理人或公民的公共利益。而哈耶克为限制权力提供另一个视角,那就是从知识论角度论证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的必要性,这种限制是通过对政治理论中意志与意见的区分进行的,并且哈耶克以此为出发点对宪政理论进行批判和建构。笔者认为,这可看作哈耶克对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一个伟大贡献。但是,以哈贝马斯对民主理论的批判为参照,我们或许可看出哈耶克民主理论的某种缺陷。     

西方宪政理论的演进探析

文章考察了古典宪政理论与现代宪政理论的演进过程,并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古典宪政注重调整国家内部权力来进行宪政治理,而现代宪政立足于多元社会参与来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动态平衡,重构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宪政精神及其在近代中国的缺失

宪政不仅仅是一种约束公共权力、建立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 ,更为重要的是 ,它还应表达观念性的宪政精神 ,体现民众的主体意识、宪政态度和宪政情感 ,蕴含一种正义性的现实关怀和世俗性的终极关怀。近代中国宪政努力的失败 ,正是因为宪政精神在近代中国的缺失     

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机制分析及立法设计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建设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环境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使得个体农民在生态利益中没有明确的权利份额,也无法基于自己的单个权益决策环境事项、救济生态损害.为了使作为宪法权利的农民生态权得以落实,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农民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并通过农民环保组织引导农民生态权实现的组织化、理性化和有序化.     

税收的法律特征及其宪法界限

税收是国家或其他公法团体,为财政收入或其他附带目的,对满足法定构成要件的人,强制课予的无对价金钱给付义务。不过,税收的这些特征主要限于普通法律的视野,它必须受到宪法观念和原则的约束。宪法对税收的限制并不脱离一般法律,但对其中的每一项具体特征,都必须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全面发展、限制国家权力滥用的角度加以把握。如果税收立法违背了宪法的限制,其法律效力就会受到质疑。     

从“沉默权”看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

从＂沉默权＂的制度作用可以追踪到现代国家之中公权力所必须承担的宪法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以宪法内容的权力—权利两分法角度观察,该种举证责任在既定的宪法秩序之中产生,分为权力分配与设立中的＂肯定式举证＂和公民权利限制中的＂否定式举证＂。在当代国家,这两种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通过立法（广义法律）进行,其结论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既定的立法程序。进而,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于宪政秩序的建设中也就承担着合法性之证明的作用。     

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具体化之必要性分析

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欲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效力,实现其所蕴含的价值的第一步是立法的具体化。文章以我国宪法文本规定的基本权利条款为样本,简要分析了基本权利条款立法具体化的现状,从基本权利的类型、效力、保障、救济等角度出发,阐述了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具体化的必要性。     

论我国行政立法的监控

任何公共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行政立法权也不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立法得到迅猛发展,但是行政立法监控制度却比较薄弱,这种状况威胁或危害着我国民主政体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影响着立法质量。为了兴利除弊,需要限制行政立法的范围、规范行政立法的程序、强化由人大监控、司法审查和行政监督、明确立法责任     

宪法财产权主体论

宪法上的财产权是社会中自治的人所享有的人权,并非法律上一切人格体瓜分和控制经济价值的形式.不应概括地把承载公共使命的法律人格视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政府享有作为公共权力的财政收支权,而不是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意志相对独立的国有企事业可以被界定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但只应在一定范围内追求和享有财富.把握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是科学理解宪法上的财产权的基础,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改革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提.     

宪政制度设计视域中的政府转型——权力制约与行使的路径

宪政制度设计思想为规范政府权力，促使政府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制度设计思路。从宪政制度设计思想出发，思考政府转型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通常有两条进路：一是通过规范分权来规范政府权力，使政府超越于市场与社会，自主地制定公共政策，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二是调整政府权力与社会组织的权利关系，促使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治，从而防止政府权力变异，促使政府承担其公共责任。     

论刑事诉讼法中的迅速审判原则

无论是从程序正义理论还是从宪政理论，我国都应在立法中规定迅速审判制度，赋予被告人主张迅速审判的权利，因为这是保护被告人权利、维护其尊严的基础。对迅速审判制度进行具体规定的同时，也应该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     

论德国宪法学中的“客观价值秩序”

“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是德国当代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以德国基本法中“人性尊严”和“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原则为基础，拓展了基本权利的功能；同时将人民主权等原则转化为国家机构的具体义务；并且将宪法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有机联系起来。该理论是战后德国宪法学在价值领域的重要理论：同时也在方法论上受到批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既要防范国家公权力过度侵入私领域，同时又促使国家履行其作为义务。     

论工会权力与会员宪法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工会权力①作为一项隐蔽的社会公权力,其权力行为如对劳动者组织工会享有批准权、将工会会员资格与分享公共福利挂钩、调配处置下级工会财产等,已与会员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如结社自由、财产权等发生冲突。而在现有法制框架内,囿于民事诉讼审理对象之有限性和行政诉讼受案标准之藩篱,二者冲突的诉讼协调途径遭遇梗阻。"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权力必有规制"之基本宪政原理,要求宪法必须发挥其"公民权利保障书"和"权力规制最高法"的效力,有效规制工会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通过构建宪法诉愿诉讼制度,能够弥补诉讼协调机制之缺漏,进而有效化解工会权力与会员权利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