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三议

<正> 对于敦煌变文的艺术价值,历来众口一辞、交相赞誉。但是,在有关变文研究的一些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本文拟就几个问题质疑并直陈浅见,以期得到指教。一、煞费推敲的“俗讲”多少年来,在“俗讲”这一名目上人们化费心血不少,然歧义甚众,误讹亦多。如: 1.“‘俗讲’则多佛经故事,加以演染而成。‘变文’即为‘俗讲’之话本,故其文中,多系事实。”(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叙》) 2.“到隋唐时代,封建帝王一再提倡佛教,寺院里的讲经更加盛行,并逐渐转向通俗化,出现了‘俗讲’这种形式。佛僧们……把佛理经义加以通俗的演绎,利用佛经散韵合体和民间的说唱形式进行演唱,这种俗讲的底本也是变文。”(张锡厚《敦煌文学》) 3.“变文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故事的一种‘俗讲’……”(《中国古     

研究、编辑、教学三者良性互动——余三定教授访谈录

蒋晓霞（湖南理工学院电视台记者。以下简称“蒋”）：您好!刚才一走进您这个办公室,我觉得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图书馆。藏书是非常的多,您一共藏书多少册？ 余三定（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云梦学刊》主编。以下简称“余”）：现在总共可能有两万多册吧。不是太精确的统计,放在办公室的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     

关于《敦煌变文集》内七十八篇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等资料的原一百八十七篇卷的影印本刍议

回忆1954年底～1955年初,经过向达、王重民、周一良,启功诸位先生和我共同商讨后,决定采用一百八十七卷写本,即现在《敦煌变文集》内有卷号的目录。当时我们计划将敦煌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等资料出版一部“校印本”,一部“影印本”和一部“选注本”。关于“影印本”,后来因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认为出版“影印本”耗费太大,没有同意,此事遂作罢论。关于“选注本”,我记得,在1956年底将《敦煌变文集》“校印本”交去排版后,即筹备出版《敦煌变文选注》本。1957年春,我还特约和组织了对     

《通志》的“会通”与“自得”

一 关于“会通之义” 郑樵一生与宦途无缘,亦终未借重皇家藏书,但他还是撰成了《通志》这部巨著。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郑樵毕生精力,也是尽于《通志》了。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共200卷,含帝纪18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载记8卷、列传115卷(内有后妃传2卷,附于帝纪之后;宗室传8卷,附于同姓世家之后;四夷传7卷,置于载记之后,以及其他列传98卷)。全书记事,起于三皇,迄于隋末,诸略所记下及于唐,其所综合的6种体例,略由书、志而来,年谱系年表别称,世家继承《史记》,载记采自《晋书》。它是《史记》以后纪传体通史著作发展的新成果。     

一九八四年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概况

1984年是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本文就语言文学、历史文书、吐鲁番研究、艺术及其他方面涌现出的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一、语言文学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1984年在文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程毅中《唐代俗讲文体补说》,文章认为“俗讲文以佛经为题材,有很大距离。思想内容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其艺术形式虽然比较完整,吸收了唐代律诗和骈体文的成就,然而过分追求形式美,偏重格律,更显得繁冗和僵化。”因此作者主张俗讲经文不能和变文等量齐     

民间藏书四题

我国历代以来有民间藏书的优良传统.“民间”是相对于“官方”而言,“民间藏书”换句话说就是指“私家藏书”.岳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代民间藏书有突出的成就和影响,清代方功惠是典型代表.岳阳当代民间藏书风气很盛,何光岳、邹光忠是其中的突出者.南湖藏书楼是我和我夫人朱平珍的私家藏书楼,因为建在岳阳市的著名风景区南湖畔而取此楼名.     

从俗讲到说话——俗讲发展史略述

俗讲作为古代说话艺术的前期发展,对后来的说话影响深远。本文简要叙述了俗讲的发展史,从它的发生发展到它的衰落嬗变,简述了它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特征;从它最初的宗教功能到它后期阶段的娱乐商业性质,简要探讨了中国古代说话艺术的演化轨迹。     

研究、编辑、教学三者良性互动——余三定教授访谈录

蒋晓霞(湖南理工学院电视台记者.以下简称"蒋"):您好!刚才一走进您这个办公室.我觉得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图书馆.藏书是非常的多,您一共藏书多少册? 余三定(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云梦学刊>主编.以下简称"余"):现在总共可能有两万多册吧.不是太精确的统计,放在办公室的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     

上海社联组织编撰的学术讨论丛书——《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出版

由上海社联组织、六百余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编撰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丛书,历时三年,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该丛书按学科分类共设《哲学卷》、《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卷》、《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卷》、《社会学卷》、《历史卷》、《法学·政治学卷》、《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卷》、《教育学卷》、《文学·艺术·语言卷》、《部门经济卷》等十卷,共五百万字。各卷均由著名学者分别担任主编。每卷以“篇”目”构架,“目”以专题分列,一“目”一题,“篇”为“目”归类。多数卷在“篇”末还列有主要参考资料,以备读者查考。     

也谈《水浒传》的祖本

关于《水浒传》的祖本,有七种主要说法,让人信服的还没有。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直至《菽园杂记》作者陆容逝世的明孝宗弘治九年,还没有描写108人聚义的《水浒传》。于是,仿竺青、李永祜先生所撰《〈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一文,推算高儒家的藏书、百卷本《忠义水浒传》正是《水浒传》祖本。正是这个本被“削去致语”,成就了“郭武定本”。     

《藏书绝句》的著者是谁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在1957年12月重印出版了《藏书绝句》(外三种)一书。因为在过去学术界对这一书的著者是谁,有过争论,所以,该社在《出版说明》中说:“《藏书绝句》一卷,清宜都杨守敬撰。计诗三十二首,一九二三年左右上海(?)隐(?)铅印本。先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所创办的《文史杂志》月     

图书馆发展史小话

在我国,关于图书馆的起源,《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可见在周代以前已有藏书之举,不过没有载于典籍罢了,到了周代就设立了“史”官来掌管四方之志和三皇五帝之书。司马迁的《史记》更明确说到老子曾任用朝的“守藏室之史”,即管理藏书的史官。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周游利国,得读一百二十国的藏书,楚左史倚伯能读三坟、八索、九丘。墨子也说,他自己曾见过百家春秋。当时图书馆之多,藏书之丰富,于此可见。     

一部徽州族谱的社会文化解读──《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研究

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收藏的《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后文简称《王氏谱》）二十八卷（计四册）,为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铅印本。该书目录如下：卷首一,叙目;卷首二,姓氏考、图谱考;卷首三,王氏通考;卷一至卷四,世系图;卷五,同居图;卷六,行第图;卷七,祠堂略;卷八至卷十二,宅里略;卷十三、十四,冢像略;卷十五至二十,世传;卷末一,总录;卷末二,别录;卷末三,附录;卷末四,后序。值得注意的是──该谱除了有一般族谱习见的“姓氏考”、“图谱考”和“世系图”等之外,还在卷九至卷十一的“宅里略”中,详细分列…     

清代四川私家藏书述略

四川的私人藏书活动,以宋代最为兴盛。当时,藏书家遍布四川各地,著名的如孙光宪、彭乘、郭文直、李定、蒲宗孟、刘仪凤、李焘、宇文绍奕、魏了翁、程贲、书楼孙氏等。他们家中的珍本秘籍皆连屋盈栋,多达万卷以上。他们以家中藏书相夸耀,以致使藏书活动成为一种时尚,这对当时全国及以后各代的私家藏书有着极大的影响。但自明以降,特别是入清之后,四川的私人藏书活动却一落千丈,不复旧观。以致近代以来记述私人藏     

寂寞玄亭下 穷年著作心——胡应麟的嗜书情结和治学成就

胡应麟是明代后期一位学者和诗论家。他一生酷爱藏书、读书 ,在科举仕进屡屡失意的情况下 ,把“立言”作为实现自己功业理想的方式 ;他依靠自己丰富的藏书 ,勤于治学 ,一生著作等身 ,取得了以诗学理论、图书辨伪为代表的多方面的治学成就。     

入话探源

“入话”作为话本小说所特有的程式化开头方式,一般被认为是出于说书人静场和候场的需要,应运而生。本文在整个文学史的背景之下,分析“入话”同诗歌的“起兴”、小说的冰糖葫芦式结构及唐代话本、俗讲的三方面关系,从文学传承角度进一步概括出话本小说“入话”的三个成因,对传统观点作必要补充。     

现行十卷本《吴越春秋》考识

<正> (一)赵晔的《吴越春秋》在唐以前的史籍目录中,都记为十二卷.宋代开始出现分歧.《宋志》录《吴越春秋》十卷.目前所知《吴越春秋》最早的刊本是宋代汪纲刻本,著录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中,其后继有元大德十年刻本.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书中有徐天祜序和音注.后代刻本多以元本为据,一般是十卷本.明清几部重要的藏书目如万历间徐(火勃)《红雨楼书目》"旁史类"、祁承业《澹生堂藏书目录》"霸史类"、高儒《百川书志》"杂史类"等,皆云赵晔撰《吴越春秋》十卷.从《汉魏丛书》起,出现了六卷本《吴越春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汉魏丛书》所载,合     

方言与尔雅的关系

我国的語言研究,可以说是从汉代开始的。在汉代以前,虽然有些学者也談到語言,但是沒有写成专書。直到汉代,在汉语研究方面,作出了輝煌的成績。“尔雅”和“方言”就是汉代語言研究方面两部极其重要的作品。历代学者对“尔雅”和“方言”进行过討論和研究。至今,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問题,例如二書的作者問題,就是一个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問題。我个人的意見是,关于“方言”的作者,在沒有得到有力的新証可以証明不是揚雄以前,暫且放在揚雄名下;至于“尔雅”的作者,本文暫不討論。我們只要知道“尔雅”成書确在“方言”之前就行了。本文的目的是想就“方言”与“尔雅”的关系进行研究。“尔雅”采用郝懿行“尔雅义疏”本,“方言”是采用周祖謨吳曉鈴校編的“方言校箋及通檢”本。在取材方面:尔雅取材于釋詁上、釋詁下、釋訓、釋言四卷;“方言”則取材于卷一、卷二、卷三、卷六、卷七、卷十、卷十二、卷十三。二書其余有关名物的材料,与本文所要討論的无关,暫且不用。     

关于《邓小平文选》中的“三分法”运用

我在重读《邓小平文选》第一至三卷之后,发现邓小平同志不仅运用了“二分法”,而且运用了“三分法”,还运用“多分法”,其中“三分法”的运用更为普遍、科学和深刻。现在,对于他的“三分法”运用作一番阐述、分析和论证。     

长春最早的私家藏书

清末民初长春私家藏书,当首推稽古山房及逯息国两家,藏书之丰,堪称“坐拥书城,牙签满架”,“长春文粹之所在也”.仅逯息园一处择要录之,即有如下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