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应超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是清末学者建构而成的,它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诗经》研究中。现代《诗经》研究界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由于这种理论过度强调对立性而不能对汉代经学做客观的描述,对《诗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诗经》研究应该超越这种理论框架。     

袁枚文论初探--兼论与桐城派的关系

袁枚论文与论诗有很大不同,他把古文看作是"代圣人立言"之事,反复阐释了六经与古文的源流关系.由于注重古文创作,他对散文的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作过认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受容.这样,他在创作中自然追求一种澄明雅洁的境界,与桐城派的古文旨趣并无二致.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未将古文经学生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从“文道”之不平衡看唐代古文运动

"文"与"道"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概念,这两个概念共同决定着古文运动的发展趋势,也是身处古文运动当中的作家们在创作中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韩愈所提出的"文以明道",为有唐一代的古文家的创作定下了基本的格调,在这种主张的影响下,有关道德伦理层面的"道"占据了文章创作的核心地位,而关乎文章文学性的"文"则成为附属,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得中晚唐的古文家们在创作当中出现了一种不平衡,即过分地注重对于道统的阐发,忽视了对于文章文学色彩的营构,最终导致古文运动在晚唐的逐步衰微。     

八股文与古文谱系的嬗变

八股文和古文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八股文定型的过程中,明代台阁文人起着重要作用,而台阁体古文是继承唐宋古文而来的;正、嘉年间唐宋派强调"以古文为时文",其目的在挑战台阁文人主导的古文和八股文;明末清初,八股文与古文的历史被人为地改写,台阁诸人的影响逐渐式微,归有光的作用被凸显出来.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八股文与古文谱系.八股文与古文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八股化的古文,对明清的文学以及文化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性灵"经学与"后戴震时代"个体主体性之增长——焦循经学与哲学思想新论

焦循的"性灵"经学是对乾嘉学术开创期以戴震为代表的"人文实证主义"经学思想的一种滑转,使得"后戴震时代"的乾嘉经学表现出关注知识精英个体主体性的新倾向.焦循在经学训释过程中将"六书"中的"假借"方法加以哲学化提升,使这一方法成为他"性灵"经学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方法.焦循虽也遵循"训诂明而后经叉明"的乾嘉学术的总方法论原则,但他的语言还原法与"思想旁证法",以及广义的"知识分类学"思想中对"述意"一类文章的偏爱,使得开创期乾嘉学术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与其所追求的经典意义还原的理论目标之间的裂痕更大,从一个侧面预示了嘉道以后古文经学在理论上的衰落趋势.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西汉辞章入仕文人群体的创作转向及其影响

辞章入仕作为汉代选举制度之末流,在武帝礼乐建制活动中得以确立,形成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吸引藩国文士和地方才俊赴京任官。受到政治生态、仕宦生涯、学术旨趣等因素制约,入仕文人群体的创作倾向呈渐变趋势：入仕前期追附风雅,入仕中期关切现实,入仕后期弃文逐经。这种创作转向突出表现为由文学入经学,其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一是削弱诗赋创作动力;二是引领古文经学发展;三是丰富古典学术形态。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试论姚鼐的散文主张和创作个性

鲜明的创作个性,历来是评价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尺之一。桐城派文人中就不乏这样的成熟作家。姚鼐便是其中的代表。在古文创作上,姚鼐早年上承方苞师事刘大櫆,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过毕生的辛勤读写,他成了继方苞、刘大櫆之后从事古文创作和宣传的又一大家。在古文主张上,他将方氏的“义法”说同汉学家的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     

谶纬与东汉学术

东汉学术约略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学.今文经从西汉即立为博士,东汉延续了前世的传统.古文经虽不立于学,却也甚受官家重视.不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其地位都在谶纬之下.本文阐述了谶纬在东汉政治与学术中的作用、地位及其与今古文经学的勾连、纠结、融通,从一个侧面剖析了儒学在东汉时期的复杂思想面相.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     

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并开始购买这二人的著作.其后,在朝鲜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华"思想,与由此衍生出的"同文""并世"意识,以及朝鲜文坛学习"秦汉古文"风尚的推动下,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理念在朝鲜朝文坛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引起了散文创作风格向"艰涩""奇僻"的转变,也促成了"秦汉古文"在散文学习范式与散文选集领域经典地位的确立.     

惩恶劝善以传无穷——论唐代古文家写作传记的宗旨

唐代散传文学的兴盛和古文家的创作宗旨密切相关,兼具文才和史才的古文家们一方面秉承史传的传统,力求"惩恶劝善";另一方面,他们又重在抒发个人的情志,敢于"不平则鸣",以使文章能永传无穷.由此在唐代出现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佳作.     

尚"气"、明"志"和凝于"神"--论韩、柳"古文"理论的实践品格

为文尚"气"古已有之,但"文气"在散文创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至韩、柳等古文家出始广为人知.韩愈因"气盛言宜"而遍悟文体,将诗赋之情趣风神纳于应用文之中,创造出名为"古文"的各种成体的短篇散文.柳宗元主张"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以"志"为气之帅,"神"为气之精,运用比喻和寓言写了大量书愤明志的杂文,以及不少令人读之悠然神远的山水游记.他们的"古文"创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