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立（中）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不仅指原创性基本文献,而且还应包括对原创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以及“研究之研究”中产生的次级文献。现代作家的生平资料与新文学作品密切相关,因而也应被纳入研究视野。这一认识,决定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基本框架,建构出了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个板块共同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框架。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立（下）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不仅指原创性基本文献,而且还应包括对原创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以及“研究之研究”中产生的次级文献。现代作家的生平资料与新文学作品密切相关,因而也应被纳入研究视野。这一认识,决定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基本框架,建构出了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个板块共同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框架。     

当代文学的史料问题

但凡一个成熟的学科,都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深入,数字资源日益普及,国内外现代文学界在相关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方面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很多新的动向。文献或史料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现代文学文献学概念体系,文献整理规范、文献深度发掘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内在关联等方面的重要议题,也还有深入商讨的价值。基于此,2016年4月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长沙理工大学中国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共同召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就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诸多议题进行深入商讨。来自国内外四十余个学校、科研院所和学术期刊的六十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日前,不少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已经见诸多种重要的学术期刊,我们也特意组织了这次“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笔谈专栏,作者共六位,从“30后”到“80后”,依序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福春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文系解志熙教授、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易彬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王贺博士(未参加此次会议)。其中,洪子诚、刘福春两位学者的论文是以会议发言为基础、补充修订而成的,其他四位则都是专门另写的。相信随着本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以及相关论文的发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碑刻文献整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碑刻作为出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我国碑刻文献异常丰富,记录内容十分广泛,文献真实可靠,产生时间、地点可考,能为多学科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我国碑刻文献整理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材料散碎、原始,全面搜集、整理不够;研究缺乏系统性、科学性;碑刻文献学理论和碑刻文献学史的研究欠缺等问题。因此,应该在碑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碑刻文献学学科建设、碑刻文献专项、专题研究等方面不断着力,以将碑刻文献整理研究引向深入。     

“大国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

季羡林先生提出“大国学”的理念,蕴含着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深刻内涵。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表明,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一直在多元一体中运行。其中,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应纳入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以完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魏晋南北朝文献及其文献学的思想和方法

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的文献整体概况,分析此时文献构成特点,以后世“文献学”的视角来研究此时的文献整理和考辨活动,总结讨论此时文献学的思想、方法、特点及其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文献学的特点及其对汉代学术的影响

汉代文献学取得了全面的进步,成为汉代学术的主体和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献学的实际源头.汉代文献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确立了自己的以统一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精神、以经学文献为主体取径、以兼收并蓄为学科视野的特点.汉代文献学对汉代学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既是实现汉代学术昌盛的基本途径,也促成了汉代学风由汉初的偏狭向汉代中期以后博通的演变,促进了汉代经学、史学和小学等各科学术的发展.     

谈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及研究内容

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有着几千年整理历史文献的历史。在文献典籍的整理、研究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学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又进一步指导了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那么,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有什么特点？包含哪些内容？庶几成了我们开展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

文献史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正在成为研究界的重要话题。但在充分肯定其意义的前提下 ,我们却有必要检讨这一思潮可能存在的“问题” ,同时反思它的“方法” ,这才是我们推进学术发展 ,同时也是真正加强文献史料工作的健康态度。     

历史文献学视域中的乡村社会文献整理

从儒门六经之修订,到现当代社会史史料搜集,乡村社会文献整理,在中国已有两千余年之历史。自主体、类别、性质、特征等方面观,与传世典籍文献、官方档案文献并列而存在的民间文献包括乡村社会文献,是一个特定的文献系统。从历史文献学学科视域中审视正在迅速消失中的乡村社会历史文献,进而实现系统科学整理,是民族文献遗产保护的现实举措,是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也是历史文献学学科重建的重要课题。     

关于文学史观的建构——答《东方论坛》编者问

五四文学思想性质和领导思想的研究,早已抛开“政治框架”的阶级定性,而纳入了人学范畴或现代性范畴进行探索与思考不过,至今我对五四文学的思想性质与领导思想的研究尚有些困惑;在文学史观研究上,我最看重的是“人学”文学史观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探讨文学史观的意义是为了更切实地拓展、提高、充实、丰富研究主体自身,也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教学内容更新,有利于学术研究创新。目前文学史观的探讨存在两大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一,建立一个大家认可的价值标准或评价体系。其二,重解重评文学史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     

研究框架在史料与文学史话语转换中的作用——谈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仅仅重视对史料的感受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我们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论概括 ,才能使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体现研究者这种感性和理性能力的“研究框架”的确立 ,是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的重要中间环节。     

规范与实践:文学古籍校勘漫议

古籍整理与校勘工作密不可分。研究指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校勘学原则与规范应当继承发扬,认为对不同的古籍与不同的需要,校勘方法应有所变通,校勘记的表现方式也要随之有所不同,同时要杜绝文学古籍校勘工作中的一切随意性。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浯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辨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审美暗示:中国古代的开放性文论

审美暗示是中国古代文论一个重要的命题,从远古时代起,中国思想家就已经开始着手探讨审美暗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并留下了许多时至今日仍然广为传诵的艺术思想,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和"不尽之意"等。在后现代理论的语境下,中国传统的审美暗示关心的其实是一种"开放式创作",虽然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深深烙下了中国美学思想直观和印象式的鲜明特征,但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学开放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并不企图系统研究中国传统的审美暗示在古代文艺领域的表现,而是要在后现代开放性理论的框架下探讨审美暗示的一些重要观点及其现代意义,并对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些核心观念进行现代转化,为建立中国的开放文论做一次尝试。     

“知识考古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现代文学突破了"从五四谈起"的起源上限,拓展了学科时空领域,缓解了学科焦虑,超越左翼文学史观的局限,发现了现代文学的"多种现代性",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研究局面。"十七年文学"改变了情感化、政治化的简单视角,分析文学成规显形与隐形的规则,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转变为两个时代的平等对话,获得了鲜明的文学史意识。"重返八十年代"解构了文学叙述成规,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展示流行概念和范畴的背景、条件和关系,探求文学制度再生产的历史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谱系学"方法的引入,使现当代文学研究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但是,"知识考古学"滑入犬儒主义与失去道德责任的危险,以及它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的局限性,是我们运用"知识考古学"进行文学研究所必须警惕的。     

学术道路自述

回顾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道路,开始把鲁迅研究以专著形式系列化。这里的系列,只能说是“小系”,而不是“大系”。在这基础上,扩大研究领域,撰写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论著,同时进行散文创作,出版几本散文集。学术界的前辈、同辈、后辈的学者,在著作和文章中对我的论著、作品,进行热情的评论、分析,至感。     

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

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传统问题 ,似乎已有了文学史的定论。但是 ,过往的认识 :一是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考察其演变 ;一是从文学本身的表现中寻求文学本质或规律。近代中国文学自觉与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的系统中寻求生路 ,她不同于简单化的“政治”概念 ,很大程度是政治的心理诉求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互动认知。新文学源流应该是 ,“文学救国”与“文学革命”所表现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整合现象 ,是文学载体与历史转型交织生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