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泇河开凿与徐州地方经济兴衰的历史考察

明代中后期开凿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开徐州黄河险段以及黄患对运道的威胁。泇河的开凿带来了运道的东移,给徐州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泇河开凿后的徐州地方经济经历了明显的衰落。泇河的开凿在导致徐州地方经济衰落的同时,也给台儿庄和窑湾等新运道沿线城镇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明清运道变迁与城镇经济的发展——以台儿庄为研究视域

发展交通是地区开发的先决条件,明万历年间年随着国家运道的改变、泇运河的贯通在给台儿庄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也带动了台儿庄地区各种物资的交流、城镇经济的发展,如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商贸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兴起等等。     

明代徐州段运河河道整治与漕运管理述略

漕运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在明代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运河徐州段在整个南北漕运中位置的重要性,明代政府极为重视对徐州段运河河道和漕运的管理,除了治理险段、开凿新河道外,还设置众多漕运机构进行管理,在保证南北漕运的安全畅通的同时,对徐州城市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考察运河胜迹 推动徐州申遗——略述明代的徐州洪与吕梁洪

2004年9月在山东济宁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京杭运河文化艺术节上，徐州市与京杭运河沿线17座城市达成了联手申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运河文明的共识，为此，徐州市开始盘点运河“家底”，对大运河沿岸古迹和沿线文物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与勘探，以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数据库。明代徐州段运河的胜迹，史书中出现频率较多的当数徐州洪、吕梁洪，     

河患、迁城与地方社会——以明代孟津县城迁移为中心

明代孟津县因多山地形与繁重差役而疲敝不堪。嘉靖年间黄河水患导致的县城迁移,改变了原有的驿道格局,使得孟津驿递负担剧增。孟津地方士绅与官员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取消协济的目的。孟津迁城与取消协济过程中,反映的自然环境、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揭示了人地关系的一个复杂面相。     

论明代地震灾异与地方治理——以嘉靖乙卯陕西大地震为例

有明一代发生过数百次的地震灾异,其中尤以嘉靖乙卯陕西大地震最为惨重。明政权面对这种惨烈的自然灾害,往往采取发银赈济和蠲免税徭等措施,在地方,大灾之后的饥荒和病疫往往引起地方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而在地方的震后救济中,赈济和救助成效的好坏,往往只能依赖于州县官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并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地方治理的首要目标。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明代河南的黄河水患与地方社会——以归德府为例

明代河南归德府河患频繁,特权阶层和卫所军户等趁机兼并大量民田和滩地,导致里甲民户赋役过重,民间宗族组织较为薄弱,特权阶层则凭借特权占据地域支配地位。     

试论明代北直隶的地方支出——祭祀与乡饮酒礼

明朝北直隶祭祀的主要内容有文庙各坛祠春秋二祭、名宦乡贤春秋二祭、八蜡神庙春秋二祭、社稷坛春秋二祭、风云雷雨坛祭、霜降祭、邑属坛祭、清节祠祭等,是明代北直隶地方经费支出较多的一项,财源是征收的代役金。京府顺天负担更重,除以上祭祀项目,还额外有其他祭祀,由代役金和税银共同承担。明代的乡饮酒礼源自古礼,是由地方官宴请当地年高有德者于公堂,其意为敬老尊贤。明代北直隶的京府顺天和京县大兴、宛平的乡饮酒礼费用较高,其他的府县则较低,经费出自代役金。祭祀与乡饮酒礼给北直隶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明代前期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淮河流域在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致力于恢复和重建这一地区的措施和优惠条件的激励，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农业、副业和商业经济等方面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作者认为，绝不能因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的整体性衰退，就否认明代前期这一地区经济繁荣的客观史实。作者最后还提出了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的真正衰退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即１５世纪末、１６世纪初以后。     

东汉末年青徐兖地域长官与割据势力的消长

东汉末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完全失控,地方陷入割据混战的局面.青徐兖地域为诸多割据势力所青睐,成为曹操、袁绍、刘备、吕布等激烈争夺的目标和烽火连天的战场.董卓专政时期,刺史由原来的地方监察官演变成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青徐兖地域刺史一职遂为董卓、曹操等割据势力重视和控制,并成为他们进行权势角逐的手段和工具.对青徐兖地域长官和青徐兖地域的争夺与控制成就了曹操霸业,加速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徐州明代进士考

依据史志文献,首次按登科先后次序对明代徐州（包括属县丰县、沛县）、邳州（包括属县睢宁）24名进士之姓名、籍贯、科第、仕宦、行迹、著述等进行考证,对进一步研究徐州地方科举文化具有一定意义。     

明大同镇新平路考述

明代大同镇为了加强和巩固军事防御体系,于嘉靖四十五年设立新平路,初步完善了镇、道、路、堡等各层次相统协的边防体系。尽管新平路驻兵规模较小,但它扼守宣大门户,不仅具有军事预警的功能,同时也是蒙汉经济贸易的通道,是民族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场所,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明大同镇新平路考述

明代大同镇为了加强和巩固军事防御体系,于嘉靖四十五年设立新平路,初步完善了镇、道、路、堡等各层次相统协的边防体系。尽管新平路驻兵规模较小,但它扼守宣大门户,不仅具有军事预警的功能,同时也是蒙汉经济贸易的通道,是民族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场所,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略论明代驿路交通对商品流通的影响

明代统治者十分重视驿路交通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了发达的驿路网,促进了明代商品流通的繁荣。     

先秦至明代沅水中游地区的移民

沅水中游地区的人口迁入早在战国时就已经开始了 ,经过秦汉、南北朝、唐宋等时期 ,至明代 ,沅水中游地区的移民已经确立了汉族在河谷盆地内的主体地位。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近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黄老思想淡出西汉社会政治舞台的深层次原因,是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着许多源自于黄老思想本源的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治与经济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分歧与距离,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原因注定了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阶段性.     

明代云南驿道交通的变迁及其原因

明代云南驿道交通处于不断变迁之中。洪武至宣德年间是云南驿道交通体系建设的时期。正统以后直至明朝末年云南驿道在腹里地区相对稳定,在边境地区则变迁繁复。明朝中后期,云南出省驿路主要使用普安路与乌撒路,粤西路与建昌路使用较少,甚至出现中断不通的情况。驿路交通的这些变化与当时频繁的军事战争、经济开发的时空进程、边疆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以及国家边疆政策的调整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

杨延和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并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与明世宗嘉靖初年出任内阁首辅,是嘉靖初年的元老重臣。他在嘉靖初年进行的政治革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明朝中期政治有重大影响,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