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干谒风行原因新论

干谒之风盛行于盛唐（特别是玄宗开元年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盛唐时期,干谒大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前辈或时辈因干谒而获成功的范例是刺激盛唐干谒兴盛最直接的因素;其次,盛唐的各项取士授官制度诸如科举、铨选、入幕制度等促使士人从获得省试资格起到正式入仕为官之后,终其一生都必须不断地干谒;再次,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人的个体意识、功名意识被充分地激发了出来,强烈的功名意识是盛唐干谒风行的重要原因。     

论干谒之风与唐代文学的新变

唐代文学的新变与当时盛行的文人干谒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文学昂扬进取的情感基调、文人群体的壮大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文体的全面繁荣，以及一代文学内部的文体文风变革、文学创作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等等，无一不与唐代文人所依赖和热衷的干谒活动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投献干谒诗和干谒文是唐代文人干谒活动中最常见、也最直接的干谒手段.干谒文学因其鲜明的工具性、目的性和功利性,成为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类.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在兴起时间、表达技巧、艺术效果、干谒功能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具有诸多异同之处.     

毛泽东"两个务必"的哲学内涵

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务必"有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和深厚的哲学底蕴,"两个务必"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体现了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最可贵之处是它把科学的态度和革命的精神统一起来,并且体现了我党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论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

文人干谒风气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有着积极而深远的一面,当然也有诸多负面的影响。干谒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服务于文学的发展,而是始终以干谒者的切身利益为关注焦点,因此,为干谒而从事的文学创作就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而难以始终秉持艺术至上的原则。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性的削弱、躁进的风气与文学的工具化倾向、文学的理性色彩和学术底蕴的薄弱三个方面。     

论唐代文人的忧国忧民心态

唐代文人忧国忧民思想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质。政治清明的盛唐 ,文人积极用世 ,兼济天下 ,展示出昂扬的精神风貌 ;中唐则朝纲不振 ,国势趋衰 ,文人的作品多表现为对权贵的鞭挞以及对民瘼的同情 ;到了晚唐吟唱的则是一曲曲挽悼的哀歌。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兼备 ,因而产生出历久不衰的文学精品     

论唐太宗与盛唐气象

唐太宗作为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极盛的局面;在文学上,他又以特有的个人风度,从治国思想、文化视野和诗歌创作等方面对唐初诗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距盛唐还有一百多年,但唐太宗依然拥有着盛唐开创者和盛唐气象开拓人的双重身份,一手酝酿出有唐一代蓬勃自信的昂扬心态。     

唐代文人执贽干谒现象研究

执贽谒见既是古代干谒请托的主要方式,也是古人谒见之礼的重要体现。在干谒之风盛行的唐代,执贽与行卷不是同一概念,而是一对种属概念。执贽干谒的适用范围宽泛,其目的因主体身份的差异而不同。从儒家"士相见之礼"的传统层面理解,唐代文人执贽不仅是一种干谒手段,而且承载着儒家"礼"的文化精神,因此具有功利性和礼仪性的双重内涵。     

具备万物 横绝太空——论盛唐边塞诗的雄浑美

所谓“雄浑”,即雄壮浑厚。它是盛唐诗歌最突出的美学特征。它以著名的“盛唐气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最壮丽的一章。而最能反映这种“气象”具有的慷慨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雄壮浑浩的艺术形象的,无疑是边塞诗。一边塞诗的“雄浑”美,表现在抒情言志时,抒情主人公往往具有崇高的人格美。就抒情的“雄浑”而言,“雄”即诗歌感情的雄壮豪放。“浑”的原意为浑沌、混茫,     

初盛唐女性参政之文化影响

为研究初盛唐女性参与政治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初盛唐主要女性参政事件。研究认为长孙皇后以身份之尊影响朝政,对太宗朝谏诤风气的形成功莫大焉;武则天倡扬科举取士制度,影响了社会阶层之升降、变更和流通;上官婉儿身处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关键点,通过品评来称量天下,引领宫廷诗歌词气充盈、刚健开阔的审美追求。     

论冯延巳词的特点及影响

南唐词人冯延巳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转折时期的代表者,对于兴于唐盛于宋的词,他处在发展的中间阶段。从冯词的特征、冯词与以温韦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作品的不同、冯词的影响这三个切入点来看,他的词既具有浓厚的悲剧精神和忧患意识,又具有上承唐末花间词的影响和下启有宋一代新词风的过渡作用。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瑾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唐代的典籍生成与流布

唐代是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产生、传播与流传的重要历史时期,本文探讨唐代经、史、子、集四类典籍整理、产生与流布的总体情况、基本特点和内外根源,认为唐代的尊孔崇儒、科举制度、文学繁荣等是唐代典籍得以集中整理、大量产生和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     

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     

唐代行侠作品中侠者的隐身江湖与名士化

在唐代具有行侠主题的诗歌与小说中,侠者立功之后的隐身江湖和由隐身江湖所带来的侠者的名士化倾向,自然与当时唐人所信奉的神仙道教思想有关,但同时也使得侠者更容易为文明社会所接纳,成为文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范式。     

也论五律、五排声律的定型——杜审言“首功”说质疑

没有诗歌写作的年代考查,仅靠诗歌符合格律的百分比统计,从而认定某一人是诗体定型的最重要的诗人,这是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初唐时期重要的诗歌格律理论文献,对律诗的形成影响甚大,而且正是那些理论文献成了诗体逐渐形成的年代标志;在理论的指导之下,不少诗人遵循格律规则写作,对诗体形式的确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杨炯的诗歌,对研究五律、五排定型的年代很有价值;杜审言虽然是代表人物之一,但相对于百分之百符合格律的初唐诗人群体来说,他的"首功"是难以认定的。     

从唐传奇看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态

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至唐代体制逐渐完备。从此,文人与科举之间就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唐传奇作品多取材现实生活,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梦幻诸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本文拟通过唐传奇作品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人心态。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论贬谪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作用

唐代是中国古代贬谪现象的高发期.贬谪,给被贬谪者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在改变眨谪者人生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容、情感与风格特色,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贬谪前后相比,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对贬谪者贬谪遭遇及谪居情感的反映与表达,成为了唐代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且常见的内容.     

试论古典文学中的槟榔

槟榔作为南方风物较早在西晋代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槟榔真正在文学作品中产生影响则主要依托于晋宋之际的刘穆之求食槟榔一事。唐代诗人李白率先将此事写入诗中,为槟榔典故在古典文学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代文人则在创作中从多个角度去阐发刘穆之求食槟榔这一历史事件,将槟榔与人生观、功名观和亲情观等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槟榔这一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蕴藉更为丰富。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槟榔开始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植物学意义到文学意义上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在明代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