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思维的巨大飞跃──论《楚辞》对《诗经》“比兴”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比兴艺术手法为《诗经》所创，《楚辞》则踵事增华，第一次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比兴艺术。中国古典诗歌的比兴艺术思维到《楚辞》则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楚辞山水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楚辞有蔚为大观的动植物景观,其生态学功能,借用孔子的话说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就是要恢复人类久已式微的对一草一木的细微认识和敏锐体察,进而找回当初那种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相通的亲缘关系。楚辞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展开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和刻画,创造了美不胜收、情景交融的艺术造境,展示了先民动容造化、珍爱自然的生态情感。楚辞中有大量诸如"游目"、"周流"这样表现审美意识的动词,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识正是对自然生态一往情深的家园意识的反映。     

《诗经》《楚辞》比兴艺术之比较

比兴是中国诗歌艺术的两种传统的创作手法,它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着诗歌的发展而发展。先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高峰期,在这时期,比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以至繁荣的发展过程,它完成了诗歌艺术由巫术的、功利的转化为抒情的、审美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质的飞跃,对其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较而言,《诗经》以兴的大量出现、比的抒情因素增长、用法纯熟巧妙标志着比兴的成熟,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以比的泛化延伸、比兴构成象征体系并具有形象美和意境美标志着比兴的繁荣。     

《诗经》《楚辞》比兴艺术之比较

比兴是中国诗歌艺术的两种传统的创作手法，它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着诗歌的发展而发展。先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高峰期，在这时期，比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以至繁荣的发展过程，它完成了诗歌艺术由巫术的、功利的转化为抒情的、审美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质的飞跃，对其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较而言，《诗经》以兴的大量出现、比的抒情因素增长、用法纯熟巧妙标志着比兴的成熟，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以比的泛化延伸、比兴构成象征体系并具有形象美和意境美标志着比兴的繁荣。     

对象化·流动化·神灵化——论《楚辞》中景物描写的审美形态特征

《楚辞》中景物描写具有三个审美形态特征：一是自然山水对诗人心灵的舒泻与治疗,加深了诗人对自然景物的亲和,使景物描写初步呈现为对象化的特征;二是诗人在面对人生困境时,总是不断通过空间的转换来缓释心灵,又使景物描写呈现为流动化的特征;三是受楚地巫觋文化的影响,自然景物与诗人感伤的心境互渗映衬、缱绻缠绵,使景物描写呈现为神灵化的特点,从而使诗歌生成为一种独特的天地神人共舞的审美境界.《楚辞》的景物描写虽总体上仍服从于诗人主体的抒情言志,尚不具有独立的审美地位,但却有其独特的审美形态价值,显示了古人山水审美意识的端倪.     

阮籍《咏怀诗》和《诗经》《楚辞》的关系

本文探讨了阮籍的《咏怀诗》和《诗经》、《楚辞》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咏怀诗》继承了《诗经》、《楚辞》的讽刺精神,发展了《楚辞》的象征艺术,同时也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主体精神。     

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

先秦两汉是中国山水诗的孕育期。《诗经》中已经出现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楚辞》中山水景物的句子大大增多;渐趋于具体;景与情进一步契合交融;借景物以象征自我心志和人物、事件。汉代赋体的景物铺叙更加细致,更加具象化。魏晋则是山水诗的催生期。曹公父子感怀、宴游、游仙诸诗标志着山水诗阵痛的到来。文章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山水诗有三大催生因素：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景物诱发了诗人的灵感;隐逸、隐居山林之风盛行;五言诗的日臻成熟。而山水诗最终完成于谢灵运的永嘉山水诗,其特点是将山水作为自觉的、直接的、特定的审美对象,将山水情化诗化,而又极貌写形、刻画入微。     

毛泽东与《诗》、《骚》

毛泽东爱读《诗经》和《楚辞》,曾经抄录、熟诵、引用和评论。“诗言志”、讽喻、风雅、比兴以及《楚辞》的积极浪漫主义,都对毛泽东诗词创作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

在《易传》的阐释下,按照《易》之所成及所指,《易》之"象"有以下三类含义:一、卦、爻以及其征象;二、象征,模拟;三、物象,意象.《易》之"象"与《诗》之"比兴"相类.《诗》之"比兴"离不开意象,某些意象具有原型的意味,内涵丰富.《易》以"象"认识自然和社会,《诗》以"象"表情达意,它们以取象思维为基础,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屈骚“发愤抒情”的美学特质及影响

屈原作品中的"发愤抒情"模式,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既是其完成抒情主体精神建构的方式,也是其实现人生悲剧艺术化的手段.借助它,屈骚完成了从神话、巫歌形态向精神探索和心灵呈现的生命诗学的转变.正由于此,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原则而趋向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特质,在整个古代文学史的流程中,它规范着古代诗文与现实及作家心灵之间的关系状态,成为一种原型范式.     

自我的觉醒:论《离骚》的“灵均”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灵均"形象。"灵均"形象的塑造背景,主要体现在国家危机、社会思潮、政治困境、身体焦虑等四个方面。"灵均"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哭己不幸的失意者形象,而且还是一个歌己不屈的反抗者形象。只有当这两种形象共同存在时,他才是屈原自我形象的完整投影。如果说前者形象引发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与同情,那么后者形象才真正引起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屈精神产生崇拜和追求。     

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嬗变大势的初步确立者——曹植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和以《庄子》、《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中国诗歌长河的大势流变为"二源"合"一流"。曹植诗櫽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这"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     

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

自清初屈复在《天问校正》中第一次提出错简说并动手作了某些整理后 ,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其间众多学者承屈复的观点对《天问》进行了整理。考察这段整理史 ,是一个加速的往复曲线运动 ,而存在三大根本问题 :(一 )几乎所有的整理都忽视了对《天问》书写形式的判断 ,而这恰恰是整理《天问》的首要条件 ;(二 )整理者只将错简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孤立的研究 ,没有认识到它是整个屈骚研究中的一环 ,没有从研究史的角度全面统一地分析处理问题 ;(三 )忽视屈原创作《天问》的特定心理和方法 ,错误地以叙事文学的标准框求之。反思这段历史 ,结合全部楚辞整理史分析 ,可得出《天问》基本无错简的结论。至少 ,在当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不能对《天问》进行具体整理 ,哪怕只整理一处 !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审美特质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个性化手法展示了田园生活的心态,通过诗歌描绘的原生态田园风光给人们带来了田园诗歌的崭新的艺术境界,自然、朴素的审美追求使得充满诗情画意的陶诗在内容上呈现出质性的自然和情韵的真淳,在形式上表现出语言的古朴典雅和清新别致的画面美。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郁达夫纪游散文中的美学特征

郁达夫的游记作品充满着艺术的气韵,作者以小说家的想像力、画家的洞察力、诗人的表现力抒写着自然之美。在各具特色的山水描摹中,作者常常把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或憎、或怨、或喜、或悲的真挚感情,倾注到自己所描写的景物上去,化景语为情语,使自然景物具有了生气,从而也加重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在对大自然美的创造中,又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美的个性。     

张可久散曲风格略论

张可久是元代后期著名的散曲作家,其风格一改前期“艳俗”、“豪放”的特点,呈现出“清丽雅正”、“蕴藏含蓄”的美学风格,而这一风格在其创作的写景作品中尤为突出。文章结合其散曲作品对其艺术风格进行了探讨。     

椰树风情人生滋味 ——丘濬《椰林挺秀》诗赏析

丘濬的《椰林挺秀》诗是一首形象鲜明、风味别致的写景咏物诗。诗人选取自己所熟悉的南国风物作诗歌咏,既生动传神地刻划了景物的形态风姿以及随风雨阴晴而变的独特景观,也在写景咏物之中隐然寄托了他那亲近自然的心愿和热爱生活的情怀。由于诗人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加之对所写景物能了然于胸中,故而写起景物来娴熟老到,得心应手,颇见艺术功力。该诗在取材、风格、语言等方面跳脱了明代前期台阁体的影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