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本文讨论香港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作者认为，当“九七”香港回归祖国之时，我们不应忘记英国曾经对在港的中国人实行殖民统治，极力宣传、灌输西方文化和欧洲文明，不断削弱香港同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面对这种情况，香港学者中的有志之士忧思关注，认真研究并努力宣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出版等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作者还认为，香港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是有其特点的     

从汉文译著看回族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汉文译著对回族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促使儒家学说、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伊斯兰文化的有机结合 ,为形成中国风格的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哲学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研究综述——兼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刑事性

刑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阐释,无疑是深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必经之路。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刑法文化的研究大体围绕着基本特征、文义探究以及中西比较等几个方面和角度展开。     

留学背景与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

五四前后留学归来的一批学者,如滕固、宗白华、马采、邓以蛰等,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由传统模式向现代转型,即在艺术史观、研究方法、写作体式等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这种转型是基于中西文化交融格局中形成新的文化力量和学者的创造性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外数词文化含义研究综述

中外数词文化含义的研究视角和具体内容各有不同,国外学者较注重数词在多文化中的多样性、语言的类型学差异以及数字的认知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侧重考察数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源与流。数词研究涉及语言、文化、心理、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因素,要求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纳博科夫《绝望》研究述评

与纳博科夫研究的炙手可热相比,《绝望》一书在学界长期受到冷遇,其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其中西方学者多从主题研究、文学文化传统研究和叙事学研究三个方面着手,相关论文的质量较高;而中国学者则主要从小说内容、虚构性、文学文化传统研究和叙事学研究四个方面切入,论文的质量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总体而言,学者们对该书的外部研究已比较成熟,对小说自身内容和语言的研究则有待进一步发掘。     

乌托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多维度探究——董四代学术思想述评

董四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从"现实"与"理想"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之根,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阐释民生主义与中国传统理想主义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一个明显特色。作为矢志理论研究的学者,他注重学科交叉与方法论上的创新,从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关系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命题与价值取向,提升了学术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叶嘉莹的中国身份认同

叶嘉莹虽为海外学者,却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早年生活、生长在汉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自觉是其获得、认同这一身份的基础,汉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同一性则整合了她的汉文化身份与中华民族身份,从而构筑成常识中的中国身份。对这一身份的认同与自觉使她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文学批评和理论探索的价值取向。     

文化史研究再出发——1978-2000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从学科史的角度看,从80年代初开始,在梁漱溟、蔡尚思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倡导和组织下,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相继创办起来,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从而积极推动了文化史研究的开展。到90年代末,学界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先后出版了约20种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丛书、200余部以“文化史”冠名的综合性著作,文化史研究呈现出兴盛的局面。就研究取向言,文化史研究与中国的道路选择、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思潮紧密相关。大体说来,80年代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声音高一些,90年代认同和肯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声音多一些。继往开来,回顾和总结这20年的学术史,意在推动当下的文化史学科建设。     

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

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马晓丽研究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是现代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学术界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由于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文明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研究齐...     

雅俗界限趋于模糊——90年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审美文化之审视

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经历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型 ,审美文化也不例外 ,文化艺术雅俗界限的日趋模糊甚至消失 ,便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它与“全球化”的语境有密切联系     

中美韩三国女子高校校训比较及其启示

与美国、韩国女子高校的校训相比,我国女子高校校训在句式、内容、内含等方面与之存在差异,并暴露出特色不够鲜明、内含不够明晰、贯彻不够深入等弊端。在校训内容上,我国女子高校要寻求大学文化与女性(或性别)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平衡。在校训机制上,我国女子高校要坚持深入提炼与科学解读相结合,增进共识与认真贯彻相结合。     

初论中华龙及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

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龙经过数千年连续不变的演变与发展,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但由于中华龙演变和发展的复合性,以及Dragon这一英文译词的文化偏差,导致对中华龙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质疑、争论。针对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日益式微的严峻现状,如何进行文化传承,以及传统文化和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主张文化传承和跨文化传播文化自觉,坚持本土文化主体地位和多层次全方位引进吸收外来文化,构建起“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从而对传统文化得到不断改造、丰富和发展,产生适应现代化的新因素和新活力。     

《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举要

自《维摩诘经》传入中国后,就有不少人从事翻译和注疏。王维、李商隐、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文人都有看过《维摩诘经》并且都留下了相关的诗篇。可见《维摩诘经》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之广。在《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影响中,其中它的言说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维摩诘经》与中国思想的关系非常复杂的,本文只拟从它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禅宗的宗风和两宋文人的禅诗等几个方面略谈它们之间的关系,借以窥见其影响。     

中国的圣训译介与研究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其经典《古兰经》和圣训也传到中国。因最初的中国穆斯林大多为西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研习宗教经典的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故经训未被译为中文。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中国本土化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伊斯兰学者开始用中文进行有关伊斯兰的著述和翻译,但主要以“以儒释教”为主,对经训的翻译微乎其微。自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圣训研究及其翻译才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略论知识分子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中的使命与担当

传统文化精神浸育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种种独具特色的精神本性和人格特质,当然也有其弱点和缺陷。这种本性和特质以及当今时代对优秀文化传承的迫切需求,使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可推卸的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重大使命。作为有所作为的中国的真正知识分子,应当继承和发扬历史上知识分子那种撼人心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古今中外的文化碰撞、交汇中正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以及传统文化自身的种种悖论,并在对文化悖论的反思中走向自觉,通过寻找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卓有成效地担当起文化传承的使命。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简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邓小平思维特色

中国文化中抓住本质、注重实用的思维方式 ,深深地影响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行动 ,成了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思想方法基础。     

文化刚性与海外工程项目管理文化再造研究——基于约哈里“窗口理论”

近年来,中国企业逐渐成为国际对外承包工程市场的重要力量.在影响和决定我国海外工程项目成败的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正逐渐成为管理者关注的焦点.文化具有不易被改变的“刚性”,这种刚性导致项目东道国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激荡与冲撞,进而引发文化风险与管理失灵.有效地运用约哈里“窗口理论”,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塑造独特的“第三”文化,对于克服路径依赖,改进海外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马郎妇故事的改写看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

与马郎妇相关的佛教故事的流传与改写,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它其实还与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关系密切。马郎妇故事的不断被改写,无论在宗教、文学还是文化上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在接受观音信仰过程中对其形象解读的分歧是马郎妇故事不断被改写和形象演变的深层原因。中国僧人的主动适应对文化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使得佛教文化更加广泛传播且具有民间信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