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事恳谈会:扩大基层民主的一种新机制

议事恳谈会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旨在畅通群众意愿表达渠道,拓宽群众参政议政途径,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是扩大基层民主的机制创新。本文就议事恳谈会的基本含义及建立目的、特点与功能、发展取向与前景展望作了初步探讨。     

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接合: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的生长机制

历经10年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前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对"民主恳谈会"这一治理创新形式的过程描述、功能解释、意义阐发和对策研究.本文试图以政府文件、先前的研究成果、媒体报道和新近的访谈资料为基础,从"为什么是温岭"和"为什么是民主恳谈"这两个角度,初步探索温岭"民主恳谈会"的生长机制.文章提出,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相互接合,既是理解温岭"民主恳谈会"整体发展的一条核心线索,又是解释温岭内部的差异性模式的重要变量.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的下一步发展,同样取决于来自于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方面的新动力.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政策民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垄断民主建设的话语权,将西方式的"政治民主"作为评判发展中国家民主建设的标准。但是,"政治民主"具有天然的结构缝隙,主要表现在四个特性上:选举的间歇性;议题的空泛性;公共政策的断裂性与滞后性;制度的规范性。因此,"政治民主"很难在发展中国家得以有效推进。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考虑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理解民主建设,即走一条"政策民主"的新道路。相较于"政治民主"而言,"政策民主"具有长效性、渐进性、实效性、明确性等特征,能够弥合"政治民主"的结构缝隙。对于中国而言,以"政策民主"为突破口,助推转型时期的民主建设将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应然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必然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民主实践最新的理论概括,同时也是对建党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民主模式的继承与创新.同以往中国的民主实践一样,强调民主程序过程性、民主领域全面性和民主环节直接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处理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历史之必然,也是现实之所需求.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从体制、制度、组织、民意四位一体的层面协调推进,实现政党统合、法治保障、党建引领、舆论引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格局.     

使基层民主运转起来——吉林白城"三项制度"创新的调研与思考

村民自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塞层民主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尝试,各地纷纷发挥村民的才智,不断创新基层民主建设.白城市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为突破口,大胆创新村级治理机制,探索出了以"三项制度"为框架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体系,构建了农村预防腐败的新机制.这对于完善村民自治,保证基层民主有效运转,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协商式民主: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性选择

农村基层民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环节。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协商式民主是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性选择。协商式民主更符合民主精神的本质,有利于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于构建新型基层行政关系。发展协商式民主,要建立健全系统化、规范化的协商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界限

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日益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本文从民主的本质特征、制度设计、实现形式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帮助人们划清界限,从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本文在介绍协商民主理论的基本内涵的同时,通过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分析,指出,虽然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西方民主政治面临的问题存在阶段性的差异,但协商民主同样适用于中国.在现阶段的中国,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将可避免动员型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弊端.浙江省地方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听证会、民主评议会、村民民主恳谈会和互联网公共论坛等形式及其实践,集中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     

民主创新:背景、动力与策略——对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机制的一种阐释

民主创新是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当前,基层民主实践中大量涌现的民主创新案例体现了基层民主发展的活力,也提出了深入阐释民主创新的社会结构背景、发展动力和具体行动策略的理论要求.作者研究认为,中国的基层民主创新是在既相互交织又相互分离的一系列作用机制和背景下推进的,创新的动力是治理危机、资源吸纳与公民维权等因素,其具体行动策略则是一种从实践可能性出发的民主行动哲学.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