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士大夫占卜活动探析

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在仕途、科举等活动中频繁利用占卜,一时占卜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了占卜的发展和流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和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     

唐代道教斋醮

斋醮是中国道教独具特色的祭祀仅式。本文运用史籍、道经、诗文、金石资料，论述了唐代道教的斋醮活动，可概见此时期斋醮盛况。     

茅台：一瓶酒的角色

在一些重大的活动场合,往往能见到茅台酒厂的老总们——比如“嫦娥二号”庆功晚宴、2010年上海世博会闭幕式、海军核潜艇部队成立四十周年活动以及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     

论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小说的多元仪式美

以梅卓、央珍、尼玛潘多为代表的当代藏族女作家在汉语小说创作时,有意无意地将藏民族的民俗融进小说,来营造氛围或推动故事发展。小说涉及的民俗仪式主要包蕴着庄严神圣美、节庆的狂欢美及禁忌的含蓄美三个方面。藏族女作家们通过对颇具民族文化内蕴的仪式进行浓墨重彩地阐释,与当下仪式消解、仪式感淡化形成比照,这既为小说增加了神秘庄重的美感,也使其内容更为丰富和厚重。同时也显示了作家们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及尊崇。     

论康熙如何消除汉族士大夫的反抗心理

康熙亲自执政之时，虽然大规模的武装抗清斗争已经过去，但汉族士大夫们的反清意识仍然十分强烈。士心不得，则民心难得，而士人之心只能以智谋巧取，不可以武力强夺，康熙为此煞费苦心。为消除汉族士大夫与统治者合作的心理障碍，他极力从各个方面迎合汉族的传统文化和风...     

日本天皇“四方拜”与中国古代北斗信仰、道教科仪

日本天皇"四方拜"乃皇室"恒例祭奠仪式"之一,於每年正月元日寅时在皇宫中举行。仪式中,天皇依次拜属星、拜天地四方神祇、拜父母山陵,祈求国泰民安,福祚绵长。本文在诸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三个问题:一、"四方拜"的起始年代及具体作法;二、"四方拜"与中国古代占星术(北斗信仰)和道教北斗延命术(斋醮科仪)的传承关系;三、中国道教《北极七元紫庭秘诀》与日本密宗《北斗七星延命经》、中国道教"北帝七元真君图"(画像)与日本"北斗七星神佛画像"的传承关系等。本文乃笔者"日本古代文化源流考"综合研究的一部分。     

致君尧舜与强权政治——论明代士大夫与专制皇权的冲突

中国封建政权长期倡导的儒家“敬天保民”的治国路线终于与明朝专制君权的极端发展形成了对立。坚信儒家“内圣外王”治国路线的士大夫 ,面对专制暴政 ,仍将希望寄托于“致君尧舜”的努力。始则以经筵日讲 ,企图教育帝王修德勤政 ;再则苦口婆心谏奏劝喻 ,甚至联名抗章、集体请愿 ;三则以天变、灾变、惯例、祖制施加压力。然而这一切不仅难见成效 ,士大夫们往往因此而被贬官、放逐 ,甚至横遭杀身之祸。当忠诚与信念屡遭挫败后 ,明代士大夫逐渐走向了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和唾弃     

明代官员“乞休”中的家国观念与自我认同

士大夫乞休现象自古有之,见诸史册始于唐武宗会昌六年,有唐一代并不多见,宋元仍不明显。依据《明实录》等史料统计,明代从正统年间开始士大夫乞休现象逐渐勃发,明代中晚期以后呈逐渐增长态势。依据政治情态分析,士大夫乞休分为个体乞休与群体乞休、主动乞休与被动乞休、文官乞休与武官乞休等几大类别。三品以上中央文官是乞休士大夫的主体。明代中期后,群体性乞休现象代表了士大夫群体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士大夫家国观念中"家"与"族"的观念逐渐浓重,士大夫自我实现途径多元化,"家国同构"观开始进入分裂状态。"国"并非士大夫自我实现的唯一和最好的途径,士大夫开始在族群结构和家族结构中审视和寻找自我认同的渠道。明代后期士大夫家国观念的变迁最终促成中国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形成和稳定。     

中法战争前后的几次政治上书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中法战争前后，一些爱国的士大夫频频上书清廷，公开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谋中国独立和富强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性上书活动的发生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了解这几次上书活动，弄清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先进思潮的演变及其走向是很有必要的。在中法战争前后，共有四位爱国士大夫先后上书清廷，提出开设议院以求实现国家富强的主张和建议。最先做出这种政治举动的士大夫是不大为人们熟悉的崔国因。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崔国因向清廷递上了《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在这…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明末中国的"西方学"

明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传播.本文参照萨义德"东方学"的视野,指出明末中国的士大夫们在接触到异质文化之后,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对西学在儒学视野中进行重新认识和建构,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西方学".     

情中有思--宋代言情词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一词系采用西方人文主义常提到的两个核心概念即人文关怀与理性思考来看宋代言情词中所体现出的这两个元素。这两个元素体现在宋代言情词中就是士大夫们对歌妓的尊重与交往,以及词人对个体生命的深沉思考。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 ,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的反基督教思想 ,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 ,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国 ,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 ,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原始部族成人仪式的巫术内涵——回归经典的理论思考

史前及现代原始部族中的一种重要的巫术活动——成人仪式具有诸多特性.一般的成人仪式是从新生儿的命名礼开始,到该新生儿与部族的集体表象重建互渗关系为止的一个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信仰的传承行为;特殊的成人仪式是部族中巫师的承袭仪式;就结婚的意义而言,成人仪式是宣告性成熟的礼仪.     

《司马兵法》的成书和流传

《司马兵法》并非伪书,而是齐景公时司马穰苴对古《司马法》的发挥和阐释,由齐威王时齐国士大夫们将二者追论杂糅而成。在流传过程中,兵家往往只注重其主旨大意,并不完全拘于原文原句,因此今本与辑本在文字表述上有所出入。并不能以此来否定二者的一致性。     

求真务实: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在政治人格上开始追求一种"认真"或"实心"任事的精神,进而使士大夫精神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从"虚与"(即虚与委蛇)到"认真"的转向;二是从"空虚"到"务实"的转向。此即"求精责实"、"秉公尚实"之说的崛起,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时代精神,亦即英雄做事的担当精神,并在清初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日常仪式化行为：以知青为例的研究

一、导论仪式(ritual),虽然早在19世纪就进入了社会科学的视野,然而关于日常仪式化行为的研究却是近些年的成果。对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关注延续了将仪式从起初集中于神圣的、宗教的、神秘的活动拓宽至世俗的、日常的活动的传统,从而将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日常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活动也纳入仪式的研究领域(Gusfield&Michalowicz,1984)。在日常仪式化行为的研究中,关于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功能及意义的研究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与传统仪式研究的特征有关(Roth,1995),也与日常仪式化行为与行为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关。本文关注日常仪式化的行为,虽然部…     

“神保祭羊”仪式初探

"神保祭羊"①仪式是色尔加村的一项山神祭祀活动,主要内容是为了避免一些自然灾害而对村落主要山神进行祭祀,以求得平安与丰收。本文经过田野调查将其整个仪式过程描述出来,以文化相对论的视角试图对该仪式的存在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