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

在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时,风险社会降临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动,要求我们重估价值和变革行动模式。从价值的视角看,工业社会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把有用价值放置在了人的生命价值之上,一切行动都围绕是否有用的判断和评估而展开。这样做的缺陷在风险社会中已充分暴露出来,并以一些极其荒唐的行为表现了出来。就风险社会的形成来看,也许正是有用价值当令而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这种有用价值所形塑出来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的更深处。所以,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必须坚持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风险社会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凸显了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包含在人的生命之中的,而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则是以人的共生共在为标志的。风险社会中人的行动模式应当是合作行动,也唯有合作行动反映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和特征,使人的共生共在具有现实性。     

社会变迁中的风险话语:发展的视角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风险”词义经历三次转变:从一个客观危害描述的概念转向一个包含主观判断的概念、从最初对地理空间的探索转移到对时间的探索、从风险与保险相连到与保险脱钩,风险的概念内涵也从一个统计学的概念走向了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同时概念转换也展现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最后在20世纪形成了流行的“风险话语”和风险社会理论。风险话语和风险社会理论反映了人类在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生存的命运重新思索。     

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及其行动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日益涉入风险社会。应当说,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风险,甚至在某些时期出现过危机事件集中爆发的状况,但那些都不足以构成风险社会,而只有当今人类所处的社会可以被命名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人们所遭遇的所有风险都是社会风险(尽管有些风险被认为来源于自然界);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的现实性不是个人,而是人的共生共在;唯有合作行动才能为人的生存创造机遇。社会重建任务是身处风险社会中的人类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人类只有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开展积极的合作行动,才能在人的共生共在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获得自我生存的保障。而既往历史中生成的许多观念及信条,只要与风险社会的现实相冲突的,就都应当抛弃。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风险社会与现代性发展观的批判与拓新

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和风险话语的勃兴为反思现代性发展观提供了新的视闽。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在现代性发展观的本性中有其深刻的根源。现代性发展观的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经济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等核心理念与当代社会发展中各种风险问题的涌现有内在的逻辑关联。马克思超越了各种对现代性发展观的文化批判模式,以实践思维和经济哲学的批判理路扬弃并重建了现代性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可以而且应该被阐释为一种寻求新现代性的和谐发展观,这种和谐发展观能够在人类应对和超越风险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构建——以江西南昌地区为例

红色旅游,由于其独特的功能,日渐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国各地积极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城市中心区与周边地区各自独立,发展空间极为有限,而共生理论为城乡旅游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理想共生模式,对优化旅游资源,拓宽红色旅游的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江西南昌地区构建互动合作共生模式的城乡红色旅游区进行探讨,认为:要实现这样的互动合作共生,必须由政府主导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通过资源整合、整体营销、共建支持条件等具体措施,共同推动共生体向互动合作共生模式发展。     

在风险社会中看规则与规范

在工业社会中,规矩主要是以规则的形式出现的,规则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其典范形态则是法律。正是由于法律以及多种多样的规则的应用,构成了法治社会。规则的规范功能也有着规范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规则建构的“路径依赖”会导致与差异化的现实的冲突;其二,规则的规范功能具有历史性,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出现了规则规范功能去势的问题。风险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特别是风险社会使整个人类被动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突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思考行动规范的问题,应当把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放置在第一位,使其发挥规范功能。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论社会风险的秩序化治理与秩序化风险的合作网络治理

现代社会,尤其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风险总是无处不在.秩序化是传统风险治理的根本,国家是有组织的秩序化风险管理中心.由于秩序化内在的不完整性,其过程本身也会产生风险.此外,风险社会的来临也给传统的单中心统治国家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惟有推动秩序化从传统的单中心统治走向现代的多中心治理,建构以政府为中心的第一部门、以企业为中心的第二部门及以非赢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为中心的第三部门之间的新型双向沟通的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才可以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构建复合型的消防风险治理模式

本文以风险社会理论为核心框架,分析了我国的消防安全环境面临着人口规模大与密度高、居民的文化与科学素质低、信息传播速度快、社会信任程度偏低、治理结构不合理、城市住宅结构失衡及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和消防知识欠缺等危害消防安全因素的挑战.从消防风险预警、控制到消除的整个过程来看,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需要动员模式、治理模式和协商模式的协调配合.动员模式的有效性决定了其对于应对风险现实的意义,治理模式的多元参与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建立风险预测网络,而协商模式则是一种强调公共参与和讨论、做出合理决策的模式,它虽然不适合风险现实的及时处理,但是时于完善和建构安全社会更有意义.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重大项目建设评价必须引入“社会风险”维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技术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还要考虑到社会风险。项目所涉风险边界沿着“技术风险一经济风险一环境风险一社会风险”的路径扩展。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相关,管理中需要对公众的非正常资源动员行为模式予以调适和纠偏,以降低集群行为的发生概率。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体系包括利益相关者、受评项目和政府风险管控三个子系统,风险辨识、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应贯穿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从唯物史观看当代“风险社会”

当代全球性的风险社会,是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风险全球化的产物,是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客观境遇.风险社会条件下,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以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为根本历史条件,以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为根本社会成因.风险社会的到来与发展既昭示了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悖论.风险社会语境凸显了科学发展观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弥合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根本超越全球化的资本关系,是最终超越风险社会的根本路径.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知识

知识之于人类的行动无比重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驱动的。从过往的历史看，知识可以分为许多类型。工业社会是一个崇尚理性知识的时代，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令人赞叹的。然而，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知识能否给予行动以强力支持则成了一个问题。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是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合作行动仍然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但这种知识绝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而是在知识融合中生成的新型知识。它具有多种面相，同时包容了人的情感、道德等。人类已经走进了风险社会，在构想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模式时，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知识支持，以及如何在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行动，都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后疫情时代文明危机的消解与澄明——风险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及其方法论意蕴

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意义危机,知性科学把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以否定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去寻求超感觉世界的普遍规律,以单一程式化的知性思维去规定感性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风险辩证法是人类洞察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人类科学理性及其文明发展悖论的反思成为它的主要任务。风险辩证法破译支撑知性科学的现代形而上学基因密码,揭示科学理性、风险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内在关联机制,剖析现代性意识形态与知识样式的现实生活前提,消解知性科学对个人生活选择的独断,澄明科学理性的感性存在论基础,赋予科学理性以人的感性光辉,将感性、知性和理性统一于人类的历史性的科学和社会活动中,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达风险社会现实、彰显生命意义与自由精神的思想桥梁。风险辩证法面向风险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在感性的现实生活冲突与矛盾运动中把握风险社会时代脉搏、历史走势和人类命运,从本质上奠定破解时代问题之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新知识类型与理论创新的学术定向。     

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及其价值范导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高度复杂性是风险共生现象衍生的现实基础。风险的识别、归因和治理都是与价值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对风险问题的探讨需要引入价值哲学的研究视角。从社会制度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各种风险累积共生的深层根源主要是快速转型期社会公正规范价值的模糊、混乱乃至迷失。在实践中不断拷问并澄清指引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价值理念,不断凝聚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共识,以更具历史合理性的价值标准不断校正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积极创建能增加和谐因素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机制,才能把各种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社会风险化解中的政府持续

中国社会风险的高发来自诸多要素的作用。当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政治发展撕裂时,风险往往同时出现在政治与社会之中;当社会风险只能依靠政治手段方能化解时,国家功能的全面行使则可能消弭社会自我修复的可能性。社会风险因此往往与政治风险联系起来,甚至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危机。但是从逻辑上看,社会风险本身蕴涵着社会成长的内在要求,政府在化解社会风险时不能迷信于压力机制的秩序控制,而应适时调整社会政策以促进政府持续和社会成长,从而从基础上化解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及其价值观前提批判

当前各种“风险景象”的出现 ,彰显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由此人类社会开始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来临 ,使各种“风险”问题日益突出。西方学者在阐述风险社会的根源时 ,主要是从两条路径进行的 :知识论路向和实践论路向。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风险社会产生的文化根源 :人类生存方式的价值观预设的失误以及对这种价值观批判和反思的风险意识的自觉。     

论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风险隐患与防范对策

我国银行保险业务发展迅猛,但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潜伏着巨大的风险隐患。主要表现为:兼业代理销售模式带来的保险公司承保利润下降的经营风险;产品结构单一诱发的银行信誉危机风险;浅层次合作造成的保险公司经营技术风险等。规避上述风险的战略选择是:建立银保长期合作机制,加快银保深层次合作;提高保险公司研发产品能力,由储蓄性产品向保障性产品发展;完善对银行保险的监管。     

论风险社会生成中的社会加速化

人类在今天已被置于风险社会之中,这个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后果。其中,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多社会风险,并在社会风险的积累中形成了风险社会。农业社会的发展是平缓的,而工业化、城市化所开启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进程。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用了几个世纪的光阴就把人类社会变成了风险社会。也就是说,风险社会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系统性后果。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等,可以被看作社会加速化的主要动因。在人类已经置身于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工业社会传统的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都不再适用,反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更多、更大的社会风险,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所以,我们需要寻求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即变革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治理模式。在这方面,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许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转型期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定位与模式构建

本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和发展定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继而在理论上构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三大行为主体合作互动、和谐共生,即政府的行政式管理、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式管理和市场组织的经营式管理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