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心理认知偏差的存在以及有些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关注不够,使一些农民的利益要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仅危及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威胁到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为此,必须完善与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引导与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使农民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     

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

利益表达是一定主体与政权机构之间的政治互动行为,它既是主体实现利益保护、权利维护、政治地位提高的必要环节,也是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民利益表达能为农村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功能驱力,其实现程度关系到农村民主发展的程度和政治系统的运行状态,应着力构建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论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农民利益表达是我国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是政府合法性资源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是政府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由于当前我国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农民在利益表达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时期,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成为必须。要改革完善原有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大众媒体在农民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加强农民专门利益表达组织建设。     

农民上访:利益表达的网络化及其治理——基于网络政治视野下的田野考察和讨论

随着2000年的"网络社会"在中国的崛起,通过近十年的发展,农民也逐步开始利用网络进行维权。在这样的语境下,通过网络政治视角去审视了农民的利益表达网络化的行为及其又该如何治理的问题。对此采取了网络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了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样本分析。研究得出,一方面,农民的利益表达方式的转变是现实社会的利益表达不畅所致,更是网络的特性所决定的一种表达利益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平息上访和维权不能是"头痛医脚",而应该是从现实层面解决,并且对于作为网民的农民而言,应该注意法律所规定的言论与行为边界。     

关于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思考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着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渠道的不畅通、缺乏组织性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当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民意表达制度，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引入协商式民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把农民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的村落基础

有效保障农民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利益表达权,是提高农村社区凝聚力的首要任务,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构建适合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表达机制,而这一表达机制的最终构建又依赖于能否整合利用现有的、适合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村落本土资源。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问题研究述评

农民利益表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当前农民在表达自已利益中的困境。利益表达主体表达意识缺失;表达客体角色错位;表达组织缺失;表达渠道不畅通;法律维权的困境;大众传媒的冷漠。     

农村基层党组织利益表达功能:优势、困境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群众路线及其严密的组织体系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表达农民意见、建议与利益要求方面表现出特有优势。随着农村利益格局的变化,多元利益主体产生,农村基层党组织利益表达功能因体系认同、过程认同、政策认同、功能替代问题面临困境,为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维护、实现和增进农民利益,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利益表达能力;创新利益表达形式,拓展利益表达空间;尊重党员主体性,听取党员的利益表达;强化"两委"合作,增强利益表达功能。     

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农民利益表达与抗争的策略选择

在当前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进行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比较经常的策略性行动。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底层视角与理论试图探讨传媒作为弱者的武器和策略选择何以可能、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何以可为、作为弱者的农民媒介表达何以可行这样一些问题,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在底层社会与传媒之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原因探微

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农民作为利益群体之一也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来表达自身利益。农民由于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组织化程度低下,政府与农民之间沟通渠道的阻塞,权利救济程序的阻塞和复杂化等诸多原因,导致农民选择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     

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重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着重研究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强调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权益,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这就需要切实保证农民在农村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话语权.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从而使农民的话语权处于一种很不充分的状态,远不能满足农民利益表达和诉求表达的需要.因此,在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必须重新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的制约因素分析——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视角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在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实现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大代表结构不合理、代表与农民之间缺乏联系、代表质量得不到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会期过短等缺陷与不足制约着当代中国农民的利益表达。     

转型中国多元利益主体的媒介表达

本文以转型社会作为理论视角、以利益群体作为分析模式,对经历着结构性转变的当代中国在媒介话语资源的再分配上进行了大胆的理论预想与宏观的现状分析.文章指出,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以及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是造成媒介表达失衡的根源,利益博弈的现实法则也同样折射于媒介表达的现状.然而,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实践逻辑与伦理要求决定了媒介表达还须承担起利益制衡的使命,在追求社会和谐与社会公正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一种渠道还是作为一种机制,媒介表达必须遵守其应有的原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网络化利益表达存在的问题与治理路径

网络化利益表达在我国迅速兴起,它在提高利益表达效能、实现话语权向下让渡、知情权得以保障和获得自由表达空间的同时,也存在表达监管困难、表达主体性缺失和表达要求分散等方面的问题。其治理路径需从树立科学化的网络治理理念、对网络化利益表达进行规治、构建利益综合与回应机制等几个方面入手。     

法治视角下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研究

近年来,因征地而引发的农民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究其原因,是由于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及时的满足。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现状的分析,进而探寻失地农民利益表达失范的原因,并从法治视角出发,就如何畅通我国已有的利益表达渠道,保证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得以规范、合理地表达,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整个的个体”: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国家、地方、学校

作为中国教育改革三大主体的国家、地方、学校,它们之间复杂关系的整体关联,隐蕴着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延续下来并渗进骨髓的东西,虽历经时代洗礼,仍不会轻易根除,且会繁衍出诸多变式。"家国一体"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质性价值逻辑,利益关系的表达形态是利益获取的不言自明;中和、折中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实际行动规则,利益关系的表达形态是利益平衡的通权达变;秩序情结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情感支持系统,利益关系的表达形态是利益收受的情理达成。     

寻求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基于农民利益表达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无法直接面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主要依赖脆弱的士绅轨道传递进国家政治体系;随着士绅轨道的周期性淤塞,封建皇朝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治一乱"的怪圈.民国时期,政权建设运动过于注重国家权力的单向下沉,而忽视了农民利益表达轨道的建构,最终走向了失败的命运.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的全能政治体系遮蔽了制度化表达轨道,最终也只能在各种农民的反向表达中逐渐失去了合法性而走向瓦解.在现阶段,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仍然存在建立国家与乡村有效衔接的契机.     

试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设

随着“三农”问题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制定出能够真正贴近农村实际并反映农民真实意愿的政策措施就成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让广大农民群众主动的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反映出来,并进入政府的决策领域,进而提高党和政府涉农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面向农民的农村改革与治理逻辑——来自安顺市1951—2022年农村改革的考察

“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有力见证。通过对安顺市1951—2022年农村治理变革的考察发现,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呈现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产生改革动力、以农民利益为根本制定改革目标、以农民参与为核心贯穿改革过程、以农民满意为宗旨形成改革评价”等四个特点。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有效进行,其治理逻辑在于政府往往以政治吸纳农民关注改革、以情感强化农民认同改革、以授权组织农民参与改革、以利益激励农民支持改革。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改革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使政府与农民、效率与公平、帮扶与内生的关系更贴合时代发展要求,也更突出农村改革的时代价值。     

当代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农村稳定——以农民主体性文化视角论社会和谐的构建范式

利益表达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互动方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与成熟度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包括广大农民的利益需要,唯有将其在体制内加以包容才可能实现农村的动态稳定。从结构意义上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系统的转型,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民这一利益群体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探讨当代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农村稳定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